吴汝纶为文擅长议论，逻辑严密，为学折中汉宋，博采众家，于《周易》《尚书》用力最勤，被时人誉为“海内大师”、“古文宗匠”、“文章宗匠”、“古文大家”等美称。作为桐城派晚期宗师，他身处变局当中，没有固步自封，而是积极探求，广览西学，“译行海外之奇书，新出之政闻”、“无不广览而周咨”。据施培毅统计，见于吴汝纶记录的西书书目就有60余种。西国名士、日本儒者，谒见吴汝纶于莲池书院后，无不欣然推服，赞为“东方第一人”，他的日本学生早川新次直接誉其为“方今东方儒林最有开化之思想者”。

吴汝纶少年除去受父祖耳提面命习作外，早岁遍访乡贤,纵情家乡山水，受桐城遗风熏陶最深。其为孔宪彝（1808年-1863年）文集作序时，自云“汝纶窃自维念,幸生桐城,自少读姚氏书”、“桐城之言古文，自方侍郎、刘教谕、姚郎中,世所称‘天下文章在桐城’者也”。

吴汝纶不轻易拜师，称为师者五人，“薛师”、“周师”为吴汝纶江南座师。“薛师”薛云锦故后，其孙薛绍彬，字瀛仙者，家道中落，曾被吴汝纶纠合同年集资为其捐官典史。“周师”即周星誉，光绪二十四年，其弟周星诒因旧案坐赃被逮，吴汝纶为之致函胡聘之等当时要员。

宝鋆(1807年-1891年)，字佩蘅，索绰络氏，满洲镶白旗人，道光十八年进士，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同治中兴其功不可没，光绪年间曾任武英殿大学士。吴元甲（吴汝纶之父）早年游学京师，曾在其幕下抄写文案，宝鋆是吴汝纶乙丑会试的座师，光绪十三年，吴汝纶通过座师宝鋆举荐其弟吴汝绳补汶上知县。

同治三年十一月吴汝纶首次拜见座师曾国藩，翌年十月十五日于回乡途中再次拜见正在徐州督师剿捻的曾国藩。曾国藩日记记道：十七日“请孙育均、吴汝纶小宴”，二十二日“与吴汝纶谈最久”。曾国藩对他的学问很是欣赏，得知吴汝纶系其父吴元甲“一手所教成”，遂决定聘吴元甲教授次子曾纪鸿和二女婿陈松生，最后终因曾纪鸿志在数学、陈松生生性顽劣，吴元甲“不乐久处，未几遂辞去”。同治五年四月，吴汝纶单身赴济宁军营，二十九日曾国藩日记记道，“吴汝纶自桐城来，久谈”；三十日，“请子密、挚甫等中饭”；五月十五日“傍夕，与吴挚甫一谈”。曾国藩自此日记用“一谈”，不以客礼对待吴汝纶，应该视为两人师徒关系确立。

曾国藩“力挺桐城”，当此乱局追求经世致用，这与吴汝纶殿试时制策中主张契合，当时桐城学者薛福成、郭嵩焘、王闿运、方宗诚都在曾国藩幕中，曾氏俨然桐城领袖，吴汝纶拜入门下自在情理之中。吴汝纶在幕中按照曾国藩指点，专心读书，多作古文，并授其古文义法。尤为重要的是，他在协助曾氏办理军务洋务中得到历练，这为后来主政深州、冀州时的干练打下了坚实基础。居幕五年，曾国藩三次保荐吴汝纶，同治九年，吴汝纶改官直隶，最后出任深州知州。

相对于从“恩师”曾国藩受古文法，而“傅相”李鸿章对吴汝纶指导更多的是在洋务实业方面。曾国藩说李鸿章是拼命做官，在满朝颛蒙，李鸿章支撑危局数十年，实属不易。日本伊藤博文认为他是“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慈禧太后视其为“再造玄黄之人”。

吴汝纶有对在曾李二幕所获的记述:“吾壮时佐曾文正幕,四十以后佐李文忠幕,遭际亦幸矣。然佐曾公时,日有进益,而在李公幕十余年,则故我依然。何者？盖曾公每办一事,无适莫心,无人己见,但详告事由,命诸同仁各拟一稿以进,择其最善者用之,且遍告曰:某君文佳。倘皆不合,始出己文。如有胜己者,则曰:吾初意云云,今某君文胜吾,吾用之矣。即将己稿弃去。于是人争濯磨。事理愈细,文思愈精。李公则不然,每办一事,必出己意,日:吾欲云云。合其意者用之,不合其意者摈之,无讨论,无切磋,于是人争揣摩其意,无越范围者,而文思乃日隘。二公之度量性情于此可见,而其能作人与否,亦于是焉殊矣。”

这段话说得很有意思，吴汝纶说他自己在壮年的时候跟着曾国藩，到了40岁之后跟着李鸿章，他认为跟着这两位重要人物是自己的幸运，但即便如此，这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吴汝纶觉得自己跟着曾国藩工作，事事都有长进；而跟着李鸿章工作，虽然经过了十多年，但没觉得自己有什么长进。吴汝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他说曾办事没有成见，曾会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几位不同的手下，让他们每人写一篇提案，同时他自己也写一篇，如果觉得别人写得不好，他就拿出自己写的那一篇，如果幕僚们写得比自己的好，他就把自己写的稿放弃掉，这么做的结果会让每一位幕僚认真地思索怎样写才会变得更好，这个过程就让大家都有所长进。但李鸿章则不同，他让手下写提案，直接告诉别人自己是怎么想的，如果报上来的提案跟自己的想法不同，他就会直接放弃，并不告诉别人是什么原因，这么做的结果是让手下不断地揣摩他的心思，并不需要作文的人有自己的想法，只要能说对他的意思就成功了，这样做的结果是让吴汝纶在李的手下多年都没有什么长进。

方宗诚是桐城派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他编选师友遗集和《桐城文录》，提携桐城后辈，以桐城派嫡传弟子自居，是“桐城派古文的中兴大将”，为曾国藩延揽人才无数。如前文所述，吴汝纶就是他介绍给曾国藩的，同治二年方宗诚在安庆忠义局纂修《两江忠义录》，吴汝纶参加府试，与他同游安庆大观亭。

《两江忠义录》修成后，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曾国藩疏荐方宗诚“精通经学”到直隶候用，以其“熟于宋贤之书，素讲爱民之道”，候补知县一年，期满后，又以“学富才优，堪胜繁缺之任”，同治九年实补枣强知县，十年二月到任，光绪六年六月十三卸任。

方宗诚在枣强为官十年，直隶总督李鸿章评价其“实心爱民，品端学粹”，盛赞“深州游牧枣强方”，“深州游牧”为吴汝纶前任深州知州游智开，离任时“无一未结之案，无一未解之款”。《清史稿·方宗诚传》载，其在任期间建正谊讲舍，“敬义书院”，集诸生会讲，“刻邑先正遗著”，今尚存世者如《枣强敬义书院志》《枣强县志补正》等。方宗诚卸任回家，其子方守彝替他整理书稿，发现夹有金银薄片，诘问其父，方宗诚说是属吏和好友赠送，用以刊其著作，他本不欲收，但俸禄除了养家糊口，都接济了枣强的一些贫苦生员。方守彝以为用这些金银来印父亲的道德文章，会有铜臭，希望父亲送回枣强，用以建立义学，方宗诚欣然从之。

另据徐世中先生考证，咸丰九年十月至十一年正月，方宗诚在直隶按察使吴廷栋幕府授经兼任衡水书院讲席，此处衡水书院当为桃城书院。

吴汝纶任冀州知州时，方已离任，但与方宗诚书信往来不断，方宗诚与吴汝纶关系介于师友之间。

吴汝纶在今衡水为官十年，大多时候都是李鸿章在直隶总督任上，直至后来去职主讲保定莲池书院，由二人开创的莲池文宗，使畿辅地区学术一直引领全国风气之先，经济政治始终处全国领先地位。随着二人的相继离世，衍至新文化运动兴起，桐城派群体失声，畿辅地区丧失了文化主导地位。

 作者：田卫冰  编辑：贾亚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