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军工作照

李主任

李志军被公认是全科室最辛苦的人。作为市三院肺四科主任、现在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区主任，很多具体事，他都会冲到前面。

10多天来，李志军一直在医院里坚守，还会亲自出来接病人。“一旦有情况，随时穿上防护服，叫上一个护士，马上出发。救护车出发后，医院里的医生就要把病房、设备等全部准备好。病人到了之后立即诊断治疗，安抚情绪，安排生活用品，因为病人什么也不能带。吃饭、大小便的问题，都得我们来解决。”

在班上，李志军有时能眯一两个小时。

“那种环境下就是那种状态。这些天电话特别多，一会儿一个，这事那事，就睡不了觉。有市卫健委的，有关部门要表格、数据；有接病人的，从哪里接、怎么安排；专家会诊，重症患者每天都要跟省里专家组连线……业务上还好些，但数据整理起来比较麻烦，细节非常多。情况紧急的话，就没有时间概念了，没有白天黑夜。往往是还没觉得怎样，一抬头就中午了。”

李志军发愁的，还是医护人员的防护用品越来越少。“很紧缺。进隔离区之前，大家都不敢喝水，减少换防护服的次数。防护服都是一次性的，脱下来就废了。”

“现在医院正在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暂时还能坚持。”李志军和同事们都加上了病人的微信，尽量通过视频沟通病情，也节约了物资。

1月31日晚上，某县城有个比较重的病人，让市三院接过来。当时指挥部并没有派李志军去，“我一直在班上，派了一个大夫一个护士去。一想，说‘我跟你们去’。我负责重症工作，去了以后看看什么情况，得了解。”

防护好，到了地方之后，李志军让同事在外面等候，自己进病房待了一晚上，观察病人。

第二天，专家组早晨5点半到达，6点达成方案。让病人吃上药后，李志军给专家组打电话。

专家让李志军脱掉隔离服。“（他们）都不知道我进去了，说你怎么在里面，特别诧异。”李志军说自己是穿好防护服来的，盯了一晚上。“计划转院，必须把病情评估一下。预后怎样，路上怎样。（病人病情）特别重，别路上不行了。”

当时市专家组组长说：你接去了？我不是安排别人去的吗?李志军说，想过来看看，研判病情。“所以当时没有接，（这个病人）是昨天（2月1日）晚上过来的。”

目前，这位病患已在市三院，经专家组会诊调整好方案，该用的药都用上了。“就看预后怎么样吧。大家都是满怀热情，希望他能好起来。 ”

这时，一个电话忽然打过来，李志军匆匆走出去，门外传来了一个词“ECMO”……

一会儿，李志军回来了。

“都是正常人。要说怕、有顾虑，很正常。非典那年我还在河北医科大学上学，在省二院实习。后来禽流感、埃博拉、甲流、鼠疫……我们科是医院定点收治科室。现在有新冠疫情，自己负责这一块。工作中有这些经历，在职业道路上是一个节点、一个成长。”

前几天，指挥部组织市三院给医护人员开心理辅导会，心理老师让大家讲讲现在的情绪、心理状态。谁也不说话。李志军说，自己就是亢奋，“那种亢奋是大于害怕的。因为特别了解这个病，不是那么恐惧。”

李志军的爱人是市三院放射科主任杜娟琳。“当时我们俩一起来的医院，什么都没准备。在家里说，‘有事了，走吧。’就一起开车上单位了。”

跟父母，李志军只说了一声“我们得去单位。”他怕老人担心，没有多说。“因为我们晚上去单位很正常，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李志军夫妇有两个孩子，老大上初一，老二2岁。“岳父岳母知道我父母身体不好，知道我们回不了家，就说，我们把孩子弄过来吧，大年三十就给接到武邑了。这段时间孩子一直跟着他们。”

1月31日，第一梯队成员被替换下来休整。李志军2月1日才到宾馆，睡了一整天没爬起来，连饭都不想吃。“根本喊不起来。”范立东说。后来大家说不吃饭不行，他才勉强吃了一些。

次日（2月2日）上午，李志军去医院会诊。下午2点接受采访，5点再次回到岗位，继续高速运转。

特殊的医生

清空整栋四号楼这天（1月23日），轮到肺四科医生李春义值夜班。

在一线医生中，李春义显得有点特殊，身材高大，走路有些不方便。他小时患过脊髓灰质炎，右腿留下后遗症。

隔离病房分为污染区、潜在污染区，清洁区三个区域。医护人员进去之前要严格按照规定穿脱防护用具。在清洁区的服装，是一套手术衣，口罩，帽子。进入污染区，必须穿戴全套防护装备。

范立东介绍，医护人员穿的防护服分为三层，一层自己的贴身衣物，一层分体连帽洗手衣（猴服），拉上拉链尽量减少暴露皮肤的面积，最外层是不透气的连体生化服。佩戴的护具包括手套、口罩、护目镜、防护面屏。

对李春义来说，日常工作还好些，但在隔离区工作，要严格按照操作流程，以站立姿势穿脱里外三层的防护服，对他来说，不但困难，还比别人多了几分被感染的风险。

穿洗手衣时，要套上鞋套。李春义体型魁梧，日常穿的高帮鞋鞋号较大，穿起来特别费劲。范立东说，“第一次接任务，那些衣服都是新的，比较紧，尤其是脱的时候，他那条病腿支撑时踉踉跄跄的，让人看着害怕。”

薛军英补充解释，“脱防护服的时候，得从里面往外卷，把脏面卷到里面。因为怕污染，要求我们不能坐下，也不能倚靠任何东西。”

“他（李春义）比我们健全的人承担的风险更大，却从没跟医院申请，说我身体这个状况，是不是可以下来。我们没有一个人会说这个，每个人都这样。”范立东说，李春义的工作量比别人一点都不小，有时赶上病人多，可能会比同事们还累。

面对记者，李春义有些腼腆，不愿直面镜头，也不想多讲自己的情况。“平时没事，已经习惯了。和其他同事相比我确实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