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钟
古代绘画分五墨，乐器有八音。
五墨为焦、浓、重、淡、清。王跃文为长篇小说《国画》写的姊妹篇初名《五墨》，这两个名字显然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但是编辑却认为“五墨”太过生僻，最后发表时改为了《梅次故事》。一雅一俗，孰好孰劣？
而八音之说自周代就已经有了。八音分为金、石、土、革、丝、木、匏、竹。这是依据乐器制作材料进行的分类。例如“万籁此俱寂，唯余钟磬音”，钟和磬就分属金与石，其它材料的乐器也都可以在现代音乐中找到对应。
此处只说钟。中国古代打击乐，盛行于青铜时期，这自然与当时的乐律学、声学及青铜冶炼铸造技术密不可分。曾侯乙编钟在历经两三千年之后，依旧为我们保留了商周时期最纯正最古老的音响。
专业人员研究发现，编钟之所以能够演奏乐曲，秘密就在于钟身上的“疙瘩”。这些看似装饰用的“疙瘩”，专业名称为“钟枚”，其作用在于减少声音的扩散。扩音太久，各种声音相互影响，杂乱无章，自然便无法演奏美妙的音乐了。
《采桑子》
“今生未必重相见，遥计他生，谁信他生？缥缈缠绵一种情。当时留恋成何济？知有飘零，毕竟飘零，便是飘零也感卿。”
这首婉约小令的作者居然是大学问家、疯子大师黄侃。以黄的才华学问，满可以将词填得更为妥帖含蓄。但是一个中年男人在爱情爆发的时刻，哪里还顾得上一斟一酌，用字工稳？任凭满腹相思化作灵魂拷问，一股脑抛给涉世未深的对方——留恋有什么用呢？来生可信吗？不如好好地把握现在！
这首词属于即兴之作，可以得到及格的分数。当然，分数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瞬间打动了自己女儿的同学。最初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出“八戒”，单就“不可纳妾”一条，黄侃就当场拒绝，为此他还和胡适结下了梁子。
无独有偶。徐悲鸿在忍痛割爱孙多慈时也赋有一诗：“急雨狂风势不禁，放舟弃棹匿亭阴。剥莲认识中心苦，独自沉沉味苦心。”不愧为国画大师，诗中有画，画中有情。两相比较，我感觉徐诗格调略高一筹。
学问是一回事，其他的是另一回事。
规范
韩东在一次访谈中，讲到马建告诉他的一件小事。
英国有一位著名的批评家，读到马建的第一本书，写了一篇书评，刊登在报纸上。马建出版第二本书的时候，主动跟对方联系，想请她写个书评，却被对方拒绝了。她说，不行，因为我们已经有了联系，或者说，我们已经认识了。在这个行业中，认识的人是不能写评论的，要避嫌。
一个行业规范已经严格到了这种程度，每个从业者都能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令我们肃然起敬。
《资治通鉴》
读史的人绕不过《资治通鉴》，自然识得司马光了。
《霜红龛杂记》载，司马光外出不张盖，程颐提醒说：“市人不识，有未便者。”司马光回答：“某惟求人不识耳。”傅山就此事发表议论：“此言真有意味。真人品，真受用，不可与务外之人道也。”务外之人，简单一点说，意指追名求利的人吧。
市人不识，自然诸事不便。但其中的自在、自得、自如，更为难得。苏轼贬谪黄州，躬耕东坡，与朋友信中也说一句“自喜渐不为人识”，可见真的受用！
写到《资治通鉴》，又从《大运河传》中读到一则信息，记之在此，十分必要。“开皇十年，江南发生了士族叛乱，其时杨广恰好奉命出镇扬州。他实际上主持了平叛的政治攻势，先后招降了十五座城邑的叛乱分子，有力地策应了杨素的军事行动。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却没有说及此事，且将杨广去扬州写在杨素平定泉州之后，给人的印象似乎是杨广事后才受命赴任的。史家的笔头真是了得，一次悄悄的技术性处理，就把杨广在平叛中的作用抹煞得了无痕迹。这是司马光因厌恶杨广其人而做的一点手脚，对于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这是很不应该的。”
在众多的史书中，《资治通鉴》的错讹相对来讲还是少的。这与司马光的品格有关。即便如此，也一样难免其中会夹杂着撰写者的微妙情感。尽信书不如无书，我们读书人要时刻保持警惕。
不肯放人
太子少师姚广孝去到山中寻找昔日好友王宾，相处几日，胸中疑问：“寂寂空山，何堪久住？”
王宾一笑置之：“多情花鸟，不肯放人。”
心不在此，意不在此，情不在此，花鸟寂寂，只见空山。姚广孝十四岁剃度出家，精通三教。洪武十五年，被朱元璋挑选主持庆寿寺，成为朱棣的主要谋士。作为靖难之役的主要策划者，在靖难第三年，他建议朱棣轻骑挺进，径取南京，成就了朱棣登基称帝。成祖继位，姚广孝担任僧录司左善世，又加太子少师，世称“黑衣宰相”。以世俗的评价体系来衡量，姚广孝可谓功成名就。但从他与王宾的一问一答，可以看出早年出世竟是他入世的招牌。据载，他拒绝成祖命他蓄发还俗的指令，拒受成祖赐他的府邸宫女，坚持住在寺庙之中，退朝之后换回僧衣。但他终究不能领略“多情花鸟，不肯放人”的闲适趁意。
名缰利锁，不肯放人。话非要反着说，听起来才有趣，舍不得离开的，明明是自己。
作者：贾九峰 李耀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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