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朝英  有北京户口的深州农民



主角超英的扮演者徐朝英是徐磊的父亲。聊天中，我们捕获了一个让人有点意外的信息——这位看上去朴实诚恳甚至略显木讷的深北农民，居然有个北京户口。


徐朝英生于1958年，今年62岁，是家中老大，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高中毕业后，他曾在深县（现深州市）文化馆学习绘画，和著名衡水籍北京画院专业山水画家谢永增是同学。


徐朝英的父亲曾在铁路三局工作，因为工作调动，在1979年把全家人的户口都迁到了北京，包括徐朝英的。现在徐朝英的父母和弟妹们都在北京生活。


去北京时，徐朝英已经在老家订婚。结婚后，妻子被留在深州，“那时家里还有姥姥，得有人照顾。”徐朝英说。


徐磊兄妹相继出生。1985年，在北京工作6年的徐朝英辞职回到老家种地，当起了农民。他的妻子一直是农民身份，所以徐磊兄妹二人都是农村户口。


对很多人来说，到大城市生活、有个北京户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甚至有可能是不可企及的梦想。可在徐朝英眼里，北京户口的价值并不见得比深州老家温馨适意实实在在的村居生活含金量更高。“一大家子都在这里呢，又有地，生活挺幸福。”后来徐朝英曾尝试给徐磊兄妹办北京户口，但相关手续的复杂繁琐让他最终放弃了。


时代在前行，城市化进程悄无声息而又步履坚定，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2014年，徐朝英再次离开土地，开始承揽工程，从事建筑行业。他在深州市里买了房子，把家搬了过去，工作之余在家练习书法，重温年轻时的艺术之梦。


“二次进城”对徐朝英幸福指数的提高似乎是有限的。让他最不习惯的一点就是城市中相对疏离的人际关系——尽管深州只是个并不算太大的六线小城市，与农村相比也有明显差别。徐朝英住的那幢6层楼上有12户人家，现在相互之间也没认全，更不要说往来了。“到城里这都两年了，对门住的是谁我都没见过。人们之间很少交往。见了面打招呼，‘下班了？’也不知人家叫什么、住几楼，更不知道是做什么的。一个单元里有结婚的，邻居们可能都不知道，除了同事同学，别人参与不上。”


现在，徐朝英每个礼拜都要回老家。村里有了红白事，“我是必到。谁家有事我也去。随份子不光礼到，我人也必须到。”其实，他本是个腼腆人，不善言辞。“尤其是在外边，不爱表现。”


重视社会关系、人际交往，这种情结是徐朝英一家人共有的。徐磊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次母亲生病了，正赶上村里有人家“过事儿”（有红白事）。有人说你就别去了，孩子还在家里。但她说不可以。“咱家有事儿人家都来帮忙，人家有事咱不去？哈个（那）不行。”徐朝英说。


“我那姑娘（徐磊妹妹）结婚的时候是个夏天。咱这里有这风俗，结婚那天早上吃饺子。头天晚上包出来再坏了，好几十帘饺子，冰箱放不下。人们就说，这么着吧，早起包饺子。一般人们五点就起来忙活，接亲的六点到。我们家那次是三点就开始包。好几十号人，满院子都是包饺子的——头天夜里一点多人们才走的。要不徐磊说，家里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太让他感动了。”


对一个艺术创作者来说，原生家庭带来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这种影响在其作品中总会有所折射体现。徐磊对故乡印象最深的，就是这种浓浓的人情味儿。


“谁也离不了老乡亲。别管谁家有什么事，整个村子的人都会来帮忙。”徐氏父子对乡村紧密的人际联系带来的温情与踏实感有种难以割舍的依恋。“这也是徐磊拍这部电影的初衷。可很少有正面反映这一点的（影视作品）。”


 “在农村有这么句话，咱混的就是老乡亲的日子。得有人缘，不能光顾自个儿。孩子打小就得这么教育。在村里不可能关起门过自己的小日子，‘我不用人，别人也别麻烦我’，哈（那）是不行。”影片另一位主演张占义也有同样的生活理念。


《平原上的夏洛克》情节源于徐磊身边的真实事件：一位亲戚被车撞了，家人为能顺利报销医药费选择不报案，私下组成“民间侦探团”找寻凶手。有评论称，导演希望通过电影探讨“熟人社会”和“人情社会”中那些更深的情感和文化根基，表达对故土的深情、对社会问题的思考，让观众在欢笑的同时，体会到平凡人的辛酸与不易。



影片中，超英占义想查一家店铺的监控录像，人家不让，二人打几个电话通过找熟人找关系就把问题解决了；占义的电动三轮半夜里上不去坡，他一个电话找人来帮着推了上去，找来的这人车也上不去了，就接着再打电话——“这就是咱农村的乡土人情。”


徐朝英说，电影剧本最初的主角是父子二人，有这样的情节：父亲爱管闲事，“村里有事都去协调”。一次，一家人的羊吃了另一家的东西，被那家人打死了。两家闹纠纷，羊主人要求赔1600元，对方只肯出1000。父亲说，1400吧，200我给兜着。儿子不理解，回来后说他爹，“你这么爱管闲事，管就管吧，也不能往里边搭钱啊，这不是赔了吗？”父亲说，“我觉着这不叫赔，这是赚。你看，这两家哪家跟咱关系也不赖，他们要是闹仇了，对咱家也不利——跟谁行走诶？跟谁行走另外那家也吃劲。这么着两家没事了，咱们三家关系不就都好了？”


徐朝英对这种和谐高于一切的“人情经济学”非常认同。就像在电影里，其实超英并没有义务全部负担树河的医药费，也没必要不计后果地去追凶。但为了朋友、为了心中的道义，他义无反顾。（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