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解海龙调到了北京市崇文区文化馆。“当时觉得这是我最大的目标了，一辈子就在这儿工作最好。当时文化馆开展工作在全国都有名，文化部给了一千万，我们盖成了非常漂亮的中国第一文化馆，全国的人都来这里参观，学习我们摄影协会的工作经验。我又得了一个大奖杯，文化部颁发的组织工作奖。大家都认为我是一个组织者。但是，我也想当一个创作者、一个专业的。我们培养了很多记者，那我自己能不能去当记者呢？”

思索着一位老师讲的“好片子令人喜不如令人思”，解海龙开始了广泛而深入的阅读：尤金·史密斯、刘易斯·海因，萨尔加多的《劳动者》……徐勇《北京的胡同》和《汪强十年说凤阳》摄影展，让解海龙看到纪实类摄影作品的魅力和潜在的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相机不全是用来陶冶情操的，一个沉湎于追逐‘小我’、‘小功利’的人永远也不可能获得‘大功利’与‘大我’。”他慢慢自己悟出来：“得找一个适合我的领域，不要再去瞄着得奖，而是要坚持数年干一件有意义的事。”

解海龙最早关注农村的基础教育，始于1986年4月《义务教育法》颁布实施。“那时候我就琢磨，为什么要有这么个法呢？不让孩子上学就是犯法，都提高到法律的高度上了？”他查阅资料了解到，中国10亿人口的时候还有2亿多文盲，而联合国统计的数字，当时全世界文盲是8.9亿，也就是说，曾经全球近四分之一的文盲是在中国。

“我们国家8亿农民的时候，他们当中有多少高中生、大学生？包括我自己，最早只上过初中。”（解海龙1985年上了中国摄影函授学院，后来又在北京邮电学院进修。）

国家的发展繁荣与国民素质息息相关，基础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当时的国情却不容乐观。身为文艺工作者的解海龙开始思考肩上的责任与心中的使命，准备“把精力放到农村教育方面，用一组不局限于某个地区的图片来反映农村的教育状况，用我这几年学习摄影的基础将信息传播出去。”

1987年，在广西的一次采风活动中，融水县寨怀村的女教师戴红英走进了解海龙的镜头。当时，戴老师正背着只有5个月大的孩子在四面透风的教室里给学生们上课。“她女儿是我拍摄的希望工程系列中最小的孩子。”

摁下快门的下一秒，解海龙就被推出了教室。不只是戴老师不理解，来自方方面面的阻力让解海龙的拍摄举步维艰。在湖北红安七里坪镇的周七家小学拍摄《湖心小学》时，一位姓卢的老师甚至认为解海龙是别有用心，给国家抹黑，跟他起了争执。扭打中，解海龙被弄了一身泥水……

“我不是暴露黑暗也不是传递负能量，而是要呼吁全社会都来关注教育、关注贫困失学儿童。”静下心来，解海龙开始思考，如何让自己的理想追求与国家的发展脉搏更好地合上节拍。

隶属团中央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1989年3月成立，很长时间没有收到捐款。当时，他们也在调查中国青少年的受教育状况，并计划向国内外宣传募捐。解海龙来到团中央主动请缨，要求当一名志愿者。双方相见恨晚，很快签订了合同，解海龙成为了希望工程的专职、也是唯一的摄影师。他只字不提钱，青基会还是给他批了5000元“用以购买一些好的胶卷”。

地图买来了，单位领导也支持，解海龙请了假，1991年4月4日正式上路。安徽的六安、金寨；湖北的罗田、红安；河南的新县、商城……怀着一腔悲悯同情，凭着一股毅力，解海龙用一年多的时间跑遍了大别山、太行山、沂蒙山，云贵高原、黄土高原、青藏高原。

他走最崎岖的山路，深入最边远最贫困的村落，寻访那些最渴求知识最需要帮助的孩子。拖拉机、驴车，他都坐过，有时候一天要徒步走上几十公里。万家团聚的春节，他一个人躺在火车的硬座上匆匆赶路。很多时候，他只能睡在农舍，每天吃两个饼子喝一碗菜汤。

筚路蓝缕一路走来，解海龙手中沉甸甸的相机拍下了一张张震撼人心的照片：“大眼睛”“大鼻涕”“小光头”“烤小手”“两姐妹”“磨盘学校”……

1991年4月，河南省新县八里畈乡王里河小学，孩子们生活艰苦，读书却很认真。

1992年3月，山西省静乐县神峪沟乡南岩头村，“磨盘小学”的全校师生。

解海龙说，他在拍摄的每一天都能感觉灵魂在受到净化，仿佛在接受一场返璞归真的洗礼。那些在艰难困苦中依然纯真可爱的孩子、在风雨飘摇的学校中默默坚守的乡村教师，常常让他一边拍照，一边流泪。

“有人说，我特别喜欢拍那些大眼睛的、亮眼睛的孩子。是的，我就想在困难中找到一种精神。如果我只能拍那种拖着鼻涕、衣衫破烂、惨兮兮的，我们这个民族就根本没有救。我要找的这种精神，就是战胜困难自强不息的精神。这些孩子，只要你给他们一点点关爱，就会异常灿烂。”

解海龙说，自己从来不居高临下地看人，而是平视拍摄的对象，哪怕他贫困、落魄。他在多年实践中悟出来，只有拿出真心，才能使镜头捕捉到最真切动人的画面。

曾有文章这样写道，“他秉持纪实的手法，用80-200毫米的变焦镜子头抓拍，尽力在不打扰拍摄对象的前提下去抓取最典型的角色和最经典的瞬间。从他的拍摄过程中，人们看到了丰富的人文情怀，长远而艰苦的行走和满怀深情却冷静的记录。”

1992年4月，解海龙拿出了第一批照片。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请来50家新闻单位，每个单位发一套。“希望工程”的宣传，靠着这组片子一炮打响。

半年后（10月8日），《希望工程摄影纪实》图片展在北京与台湾同时展出，反响空前，接着又在武汉、广州、上海、珠海、青岛、大连、大庆、麻城等地巡回展出。后来，展览办到了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和美国。

解海龙的作品成了“希望工程”的名片。他本人也开始到处演讲，奔走呼吁，参与相关宣传募捐活动。

1994年1月29日，青基会在人民大会堂举办“跨世纪的钟声”大型义演，解海龙选出了56张照片同一天在人民大会堂展出。这便有了我们后来熟悉的另一张照片——“希望工程”走进人民大会堂。解海龙是在这里举办纪实摄影展的第一人。

“大眼睛”曾一度贴满了全国各地的大街小巷，几乎是20世纪发行量最大的印刷品，成为“希望工程”的宣传标识，注册了专利。华辰2006年秋季拍卖会推出的中国第一个影像艺术拍卖专场上，“大眼睛”的限量拷贝以30.8万元创该专场最高成交价格纪录。这些钱，解海龙又拿去在西藏捐建了“大眼睛”希望小学。

当年，解海龙的照片发表不到8个月，“希望工程”捐款就达到了一个亿。很快，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老百姓，全社会广泛参与其中。

30年过去，“希望工程”总计接受捐款152.29亿元，援建希望小学20195所，救助失学儿童599.42万人。解海龙拍摄的每一个孩子都得到了救助，他到过的每一个地方，都建起了希望小学。“希望工程”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参与最广泛、最富影响的民间公益事业。国家也加快了相关政策调整步伐，逐步加大教育投入。“两免一补”（免杂费、免书本费、补助生活费）从2001年开始实施，到了2007年，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均享受到了这项政策。

解海龙成为中国当代摄影史上有着里程碑意义的纪实摄影家。2007年，“大眼睛”编入全国小学语文课本和高中美术课本；2013年，“全校师生”载入世界摄影史。解海龙本人在2008年被推荐为第29届奥运会火炬手，2015年获得第十届中国摄影“金像奖”，2016年当选十杰人民摄影家。（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