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新时代的再度崛起，呼唤着自身形象的重新建构与定位，而民族复兴的关键在于文化的自觉、自信和繁荣。因此，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了解中国，便成了著名衡水籍画家段秀苍不断思考的问题。他以一个艺术家高度敏锐的视角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用自己的画笔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古老而崭新的中国故事，即百米长卷《玄奘圣迹图》《西游记八十一条屏》《华夏石窟风雅颂》。这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套以“一带一路”为主题，用不同题材、不同艺术形式，历时十余年，一个人创作完成的三部长篇巨作。作品数量之多、规模之大、质量之高，令人叹为观止。　　

不久前，就上述三大系列作品的创作理念与画家的艺术观点，记者采访了这位现代水墨画的开拓者。　　

记者：您用鸿篇巨制表现历史重大题材与人物事件，视觉冲击力非常强，给观众以强烈的震撼。这些作品传递出怎样的信息与精神？　　

段秀苍：这些作品均与“一带一路”密切相关。讲的是中国故事，弘扬的是“一带一路”精神，艺术形式独一无二。

唐朝僧人玄奘去印度取经的故事相传久远，并在吴承恩的笔下，使这一壮举成为师徒四人的神奇组合，从而以超现实的文学艺术形式，承载了现实生活中历尽艰辛、百折不挠、求知进取、探索真知的伟大精神，被千古传颂。玄奘被世界人民誉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他以无我、无人、无众寿者相，不畏生死的精神，西行取经，长途跋涉，足迹遍布印度等28个国家，影响远至世界各地，其思想与精神是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

伴随“一带一路”的开启，在全球化背景的大格局中，今天我们再次把深沉的目光投向中华民族五千年丰厚的文化积淀之中。于是，这部玄奘历尽千难万险求取真经的真实故事，便有了无可替代的现实意义，为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增添了民族传统的精神资源与文化根基。

记者：请您谈一谈百米长卷《玄奘圣迹图》《西游记八十一条屏》《华夏石窟风雅颂》等系列大型水墨作品的创作过程和思想内涵？

段秀苍：我定居北京18年，一直闭门读书、绘画或写作。

10年前，我经常往来于北京和洛阳之间。在那段时间，我画了许多与洛阳区域性文化相关的作品，例如牡丹的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唐三彩系列等。

2010年夏天，我到洛阳栾川写生创作。有人对我讲起了龙门石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十周年，洛阳举办庆祝活动，在全国各地邀来不少名家去画龙门石窟，结果都未能创作出理想的画作，最后只搞了一个摄影作品展，主办方想邀我去画龙门石窟。石窟造型有它的独特性，用传统中国绘画方法的确很难表现，特别是画千年风吹日晒造成的石纹龟裂和斑斑苔藓的痕迹，需用到一些新的特殊技法。在我之前，尚无专画石窟的妙招。于是答应回北京后试一试。

庆幸的是，由于我多年从事现代水墨画探索，独创了一些特殊的绘画方法，可以根据不同题材予以调整。就这样，几个月后，朋友们为我在洛阳博物馆轰轰烈烈地举办了一次龙门石窟的专题画展，并专门印制了《墨写龙门》和《洛阳名片》两本画册，后来《人民政协报》还以“墨写龙门第一人”为题整版报道刊发，给予高度评价。

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祖籍洛阳偃师，距离玄奘故里不远。在我们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他常会念叨起希望我能画唐玄奘的期盼。这毕竟是一项大工程，所以头脑里虽然常会有些画面细节的构思，但几年过去，终未能动笔。

当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为我早已成竹在胸的《玄奘圣迹图》又加了一把激情燃烧的火焰，于是我一气呵成，画了这幅高1.85米、长100米的《玄奘圣迹图》。而《西游记八十一条屏》是十年前的作品。这三大系列作品的创作过程前后历时十余年，并不是一朝一夕创作完成的。

记者：您用中国传统的水墨极为出色地体现出西方绘画概念中的体积、质感与光感，让人们感受到东西方文化在绘画艺术中的完美交融。联想到您在上世纪末的一系列重量级成名作《舟》《文化变革的时代》等，均表现出一个艺术家在思维深处的超前探索。能否请您就此谈谈自己的艺术哲学观点？

段秀苍：就人的社会属性而言，没有人可以达到一种自然状态下的真正自由。尽管艺术家可以为自己虚拟一个精神殿堂，企盼让灵魂栖息在追求完美无瑕的纯形式中，但生存的物质需求，毫无疑问地决定着艺术和艺术家不可能游离于社会规律之外，并在社会群体公共制约的关系中维系着传统文化在传承过程中的相对稳定。

传统主流文化的稳定性，不仅可以给社会群体带来文化精神的价值观，同时也给艺术和商家提供了社会审美惯性形成的艺术市场，进而带来商机。因此，就人的社会生活而言，能够真正推动文化艺术进步发展的主要动力并不是艺术家，而是社会需要。

就艺术的本质规律而言，形式是一切存在的载体，亦是生命存在意识与存在形式显现的关系。它与人在生活中的社会规律完全是两回事。对此，我用人们所熟知的庄周梦蝶的故事作一解析。

庄子回忆自己曾梦为蝴蝶翩翩起舞，悠然自得，真以为自己是只蝴蝶，而不知庄周是谁。到底蝴蝶梦为庄周，还是庄周梦为蝴蝶？这里的蝴蝶就是其生命意识中一种存在形式，那么到底是蝴蝶还是庄周？何者是真？何者是梦？这就是所谓物化。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则提出了著名的“形式因”“质料因”“动力因”“目的因”的四因说。两位来自东西方同时代的伟大智者，对“形式是什么”在不同文化、不同思维方式中的不同答案，实际上都是对生命意识与存在形式的深度解析。然而，2000多年过去了，在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对生命存在意识中的形式，或绘画形式与艺术形式是什么？无人可以回答。这就是我所说的，艺术与人的自然本质。

记者：您的画作取材广泛、博采众长，早已突破了传统绘画的山水、花鸟、人物等概念的局限。回顾您多年的创作历程，是否可以总结为“从具象到抽象，又从抽象回归另一种具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您对艺术范畴中“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概念有怎样的思考与观点？

段秀苍：2002年，我辞去行政职务，定居北京，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不是艺术，而是生存。在这之前，我从未考虑过市场，只有对艺术的执著追求和远大理想，从没卖过一张画。然而，艺术不可能成为我的全部生活，面对现实，我必须做出选择。就这样，我开始了第二画室的创作。所谓第二画室，就是在不放弃现代水墨抽象艺术的基础上，再去开辟一条以中国本土文化为基础的、古今中外之间的中庸之路。

当第二画室的方向确定之后，我便开始选择不同题材，将自己在现代水墨探索中独创的各种绘画技法与传统绘画相结合，并从壁画和民间艺术中吸取营养，进行尝试。那段时间，我先后画了大量传统题材的作品，其中包括中国四大文学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系列条屏。不过那些多是四条或六条屏的名著选段，只有《西游记》是八十一条屏，画了全本。当然，所谓全套也并非像流水账一样画下来，而是把内容顺序重新组合，以增强形式感，画出自己的风格来。

老实说，我不喜欢把绘画说得那么高大上。对我而言，绘画就是一门手艺，一种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因为它关系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喜欢绘画是我近60年艺术生涯一直锲而不舍的根本动力。

常有朋友为我一时放弃早已经名声在外的现代水墨而深感遗憾，对此我一笑了之。实际上世间万象，相生相克，而大象无形，故法无定法，一题一画法，无法之法，为真法矣。现代水墨也好，传统绘画也罢，只不过是两种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本质上并无高低上下之分，所以我都不能放弃。用通俗的话说就是“老虎吃鸡、鸡吃虫、虫啃木、木棒打虎”。只有取各自所长，超越具体单一形式，游刃有余于万象之中，非虎、非鸡、非虫、非木者，才是真功夫。

记者：互联互通是贯穿“一带一路”的血脉。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特征的丝绸之路精神，在您的作品中有了全新的艺术解读。请问，您在下一阶段的创作计划和打算是什么？

段秀苍：对于绘画，我有着不断探索新形式的浓厚兴趣，这种兴趣使我无法懈怠，并为此付出了几十年的努力。因此我感恩生命赐予的每天24小时。对我而言，多年来没有什么节假日和广泛的社会交往，只有平淡的生活。我在孤独中享受生的快乐，这种快乐来源于自己对生命和自然的思考，对眼前一切存在形式或图像，即画“是什么”的感悟。它给予我快乐的理由，因此闭门读书、绘画和写作已是常态。累了，就到院子里干点农活，就这样，我每天都在歌唱，歌唱生命，歌唱快乐。

《玄奘圣迹图》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