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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恬是毛笔的改良者，而不是发明者，因为曾在毛笔制作史上有过重要贡献，所以后世才有“蒙恬造笔”或“蒙恬造秦笔”的说法流传。

蒙恬造笔与山西王氏家族

——从民间传说到近代信史文献的过渡

如同蔡伦之于造纸、鲁班之于营造，无论南方北方，制笔艺人都将秦代大将蒙恬奉为行业始祖。在侯店村，蒙恬造笔的传说代代相传，深入人心。

2015年侯店村“毛笔节”盛况。资料图

每年农历三月初三是侯店村传统的“毛笔节”，也是拜师学艺日。这是侯店的大日子，家家户户都包饺子、置酒席、唱大戏、放鞭炮，还要带上礼物去“敬师傅”，到祖师庙去祭拜祖师爷——蒙恬。几十年前红火的时候，村里的孩子只要不再继续求学，几乎全部进入笔厂当学徒，学习制作毛笔。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丁宏武在《蒙恬的一封上书及其生平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讲述，蒙恬虽然出身军人世家，但他本人却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其临死谏二世书令曹操怆然流涕，其政治才干连李斯都自愧不如，其弟蒙毅位至上卿，亦受始皇亲近重用，这些都说明至蒙恬一代，秦国蒙氏已明显开始了由尚武向崇文的转变。

蒙恬造笔的说法，早见于张华《博物志》，晋崔豹《古今注•问答释义》篇云：“牛亨问曰：‘自古有书契已来，便应有笔，世称蒙恬造笔，何也？ ’答曰： ‘蒙恬所造，即秦笔耳（《御览》卷六○五引作‘自蒙恬始作秦笔耳’）。以枯木（《御览》及《中华古今注》并作‘柘木’）为管，鹿毛为柱，羊毛为被，所谓苍毫（《御览》作‘鹿毫’），非兔毫竹管也。 ”

关于蒙恬造笔之说，《初学记》卷二十一“笔第六”的说法甚为通达公允，其文云：《释名》曰：“笔，述也，谓述事而言之也。”

《曲礼》云：“史载笔，士载言。 ”此则秦之前已有笔矣，盖诸国或未之名而秦独得其名，恬更为之损益耳。

蒙恬是毛笔的改良者，而不是发明者。前引崔豹《古今注》也是同样的观点，并且说明蒙恬对制笔技术作了改进，制笔已选用劲健之毛（鹿毛）作柱，以软毛（羊毛）为被，使二者刚柔相济，便于书写。

迄今为止，出土大批战国、秦、汉时期的毛笔实物，分布地域相当广阔，毛笔制作技术有的简单，有的精细，笔管大多为竹质，也有木质，充分说明秦代以前毛笔早已产生，蒙恬可能只是对制笔技术作了改进，《说文解字》对毛笔的不同称呼的记述应该是正确的。

蒙恬之所以对毛笔制作技术进行改进，很可能与秦代的文字统一运动有关。在统一文字的过程中，蒙恬对作为书写工具的毛笔进行改良，并将各地不同的称呼统一为秦地的称呼——— “笔”，也完全在情理之中。

总之，“蒙恬造笔”之说虽然不能成立，但蒙恬在秦代统一文字的运动中改进毛笔的制作技术，使其更加便于书写，并统一命名为“笔”，应该是可信的论断。正因为蒙恬在毛笔的制作史上有过重要贡献，所以后世才有“蒙恬造笔”或“蒙恬造秦笔”的说法流传。

宋代葛立方《韵语阳秋》一书援引晋张华《博物志》说：“蒙恬造笔，以狐狸毛为心，兔毛为副……”按照这种说法，蒙恬制作的毛笔工艺已经比较复杂，不会是原始或初期的毛笔。从这一点上说，蒙恬造笔的传说有其合理成分，即便蒙恬不是第一个做毛笔的人，他也和蔡伦一样，在改进毛笔制作工艺上作出过贡献。

到了近现代，侯店村制笔传统的源头有多种说法。

在侯店村村民王丙戌家中，保存着两件抄写在巨幅布匹上的家谱，一件为民国30年重修，一件为2007年重修。这两件家谱都是按照旧谱自明朝永乐二年开始记述，始祖为王友能。因此，过去很多学者认为，侯店制笔的历史有600余年。然而能否就此断言，1404年之前衡水不出产毛笔吗？其实，制笔艺人王友能携四子自山西洪洞县大槐村迁来之前，侯店村已经存在，山西移民是来“充灶”（即增加制盐人口）。年远代湮，不排除之前侯店一带也有制笔艺人的可能。

侯店村村民王丙戌家中的两件家谱。韩雪摄

20世纪80年代，桃城区编纂《衡水市文史资料》第一辑时，耿宝元曾为考证侯店毛笔的起源到山西省调查。移民的出发地洪洞县并无制笔传统，邻近的新绛县政协提供资料“……秀元堂的笔墨，曾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一品斋的笔更是远近驰名。全县（早年）共有笔墨庄十四家，一万余人，年产笔三十万支。”新绛县400年的笔墨历史短于侯店600余年制笔历史的记载。由此，关于侯店毛笔制作技艺是从山西带来这一说法，是非常值得商榷的。

清代中后期开始，关于侯店毛笔的历史承载物和确切的文字记载开始多起来。以出产毛笔产品为代表的侯店村，逐渐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的毛笔产地。

侯店村原址毗邻进京官道，交通便利，村中曾商家字号众多。北京、天津的许多笔店笔作坊也多聘请侯店的工匠，有些制笔大户直接到外埠开店设坊。

《衡水文史资料》记载，清光绪年间，侯店制笔艺人李文魁在北京开设笔庄，有一个爱好书法的太监与他结为兄弟，经常把他制作的毛笔带进宫去奉为“御用”，受到皇帝赏识。李文魁死后，光绪曾降旨赐他一蟠龙碑，上面镌有“圣旨”二字，并撰有碑文，据说“文官过此下轿，武官过此下马”。李文魁墓和蟠龙碑以前在侯店村原址边上，可惜石碑在1958年被毁，现在碑座也无处寻觅。

侯店毛笔成为宫廷御笔，进一步将制笔产业推向繁荣。清末民初，侯店村一带20名技师以上的毛笔作坊有王明堂的“双魁堂”、王兰荣的“王魁堂”、王雅斋的“槐庆堂”、吴润丰的“百忍堂”等。双魁堂的毛笔曾占领张家口、大同市场。在北京设立笔庄的有崔林元、王九成、王会同、崔学云、李子石五人，天津李印堂所设“万宝堂”，有员工近百人。此外，在唐山、聊城等地都有侯店人开设的笔庄。

《衡水县乡土志》（1928-1929年编）记载，“笔业则治南之侯店、杜村、开河，治北之野营、夏寨皆是，尤以侯店、杜村为最多。”1935年《河北省衡水县地方实际情况调查报告书》中有“年产毛笔十万封（每封10支），涉及周边36个村庄，历史上形成毛笔产业”的记载。上世纪30年代中期，侯店、吴杜两村有大小毛笔作坊67个，从业人员达713人，占两村总人口40%左右，年产毛笔500万支以上。《衡水县乡土志》（1931年编）中还有“衡水的毛笔曾在美国旧金山巴拿马赛会得有奖章”的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