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春节，对每个人来说都像在闯关。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正常的生产生活骤然刹车停摆，对经济社会各方面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4月8日，武汉“解封”；4月26日，武汉在院新冠肺炎患者清零；5月2日，湖北省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级别由一级调整为二级……每一个阶段性胜利都来之不易，人们忘不了4万多名白衣执甲、为湖北为武汉拼过命的勇士。

在抗击疫情这没有硝烟的战场上，逆行者们义无反顾，不惧生死、向险而行，冲锋在阵地的最前沿，与看不见的病毒厮杀，挽救鲜活的生命，彰显了莫大的勇气和坚强。衡水支援湖北医疗队68勇士，无疑是我们这个城市逆行者中走得最远、风险最大的群体。他们在武汉战斗生活的点点滴滴，有汗水、有泪水，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带来大爱的温暖，值得我们铭记、学习。 

短视频摄制  杨雯

组队

市卫健委医政药政科科长孟宪红介绍，衡水市支援湖北医疗队按照国家和省里的统一部署组建，每次安排都非常紧急。衡水市第一批医疗队的准备时间只有1天。“1月25日接到省里通知，当天确定名单，第二天队员们就出发了。”

据了解，医疗队成员根据省里要求确定，或来自三级医院、或来自二级医院，有的要求护理人员，有的要求主治医师以上……“每次都不一样，因为不同时期武汉需求不同。我们根据省里要求把任务下达到各个医院，医院组织医护人员自愿报名。根据报名情况，分析资质、资历以及所在医疗单位的情况，统筹考虑确定队长。”

孟宪红介绍，衡水市一共准备了六批医疗队，赴武汉五批68人，第六批40人没有出发。到了后期，疫情基本控制住了，但各个医疗机构请战书还有很多，甚至有的村医也给12345市长公开热线打电话，要求去武汉支援。“我们就进行劝导，说咱们衡水也有确诊病例，也是防控救治一线，在哪个岗位都能发挥自己的作用。”

按照省里要求，医疗队出发时带7天的防护物资，之后在当地解决，河北省领队统一协调。各医疗队均建有微信群，市卫健委医政药政科配备了摄像头、话筒，指定专人值守，每天和武汉都有联系，队员们可以随时沟通，有什么困难后方随时协调，并有台账记录，队员所在医疗机构对他们也非常关注、关心。后方支持是全方位的，包括对队员们的工作、生活、家庭、精神心理等方面。孟宪红说，衡水支援湖北医疗队员们在武汉都很“拼”，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全力以赴救治患者，最终圆满完成任务，安全回家。

在最危险的前方奉献青春力量

衡水市第一批支援湖北医疗队

出发时间：2020年1月26日、27日

回衡时间：2020年3月20日

支援单位：武汉市第七医院、武汉市金银潭医院

队长：市人民医院吴建朝

队员：市人民医院齐娜、谢爱静、田鹏，市二院王艳磊，市三院马冬雪、武威，市四院李振兴、代金占、王瑞（隶属河北省第一批支援湖北医疗队）；

市二院谷俊丽、马春爽，市四院郭文昊、陈静（衡水市第一批后备队员，隶属河北省第二批支援湖北医疗队）

在疫情防控最危急最艰难的时刻，衡水市支援湖北第一批医疗队逆行南下，奔赴抗击疫情的最前线。他们连续作战50余天，在武汉第七医院累计收治患者429人，其中重症患者119人，危重症患者78人，重症患者救治成功率达到武汉全市第三名。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的4位同志编入“河北重症护理支援队”，被授予“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衡水市第一批支援湖北医疗队14人合影   

虽万千人吾往矣

“面对这么严重的疫情，我们重症人肯定要冲在最前面，因为真的是救命的事。”衡水市人民医院急诊ICU主治医师吴建朝是河北省第一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衡水市第一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队长。作为重症组主治医生，在武汉奋战55天，带领14位同志平安归来，他感觉如释重负。“期间有过波折。觉得万一有亲人出问题的话，对不起他们家人，对不起他们所在单位。”

1月26日上午9点，吴建朝正在市人民医院急诊ICU查房，忽然看到科室微信群里的信息，衡水要抽调医务人员支援武汉。头天晚上看新闻，他知道山东医疗队已经出发，再早，部队及上海、广东等省份的支援队伍已在武汉开展工作。“当时就想，是不是要轮到河北了。”

吴建朝老家正定，大年三十回去看望父母，晚上听说石家庄有了病例要封村，连夜赶回衡水。他2009年承德医学院毕业，2010-2018年在衡水市第三人民医院工作8年，到市人民医院急诊ICU工作刚1年，曾在北京朝阳医院进修过1年（2015-2016）呼吸与重症专业。

没有过多考虑什么，吴建朝随即打电话报名，“作为一名医生，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尽一份力，能够体现自我价值，觉得应该去、必须去。我从三院（衡水市传染病医院、收治新冠肺炎病人定点医院）过来，有相关经验，正是武汉需要的人。”

很快，医务科报批，12点通知出发。吴建朝赶紧打车回家，简单拿了几件换洗衣物、洗漱用品，背上一个小包匆匆返回医院，在家待了还不到10分钟。“时间紧张，大家来不及有什么准备。有的队员下了夜班直接从单位出发。沧州有个兄弟，身上就带了一个充电器。”

13点，来自衡水市人民医院、市二院、市三院、市四院的10名队员在市卫健委集合，14点出发去石家庄。在河北会堂，省委书记、省长给河北第一批支援湖北医疗队壮行。晚上8点多，队员们登上南下的列车，次日凌晨4点多抵达武昌火车站。

吴建朝在武昌火车站站台   受访者供图

武汉1月23日封城。这个本应人来人往、熙攘热闹的车站，突然显得寂寥。站台上，除了河北医疗队队员和车站工作人员，再无他人。

吴建朝和队友们乘34路公交车前往驻地。在武汉工作期间，这趟公交车一直接送河北医疗队员们上下班。

看着空空荡荡的街头，吴建朝感觉和10年前凌晨3点下夜班时的衡水差不多。“很难想象，这是一个有着千万人口的大城市。”接下来的日子里，他愈发深切地感受到那种紧张甚至压抑的气氛。“整座城市特别安静。24小时，马路上只有执勤车辆、特殊岗位的工作人员往来走动。晚上，许许多多的居民楼窗户都亮着灯，说明是有人生活的。”

河北省第一批支援湖北医疗队共150人，由10个省直医院和13个市三级医院的37名医生、92名护士、6名院感、10名检验和5名工作人员组成。吴建朝他们随河北医疗队入住中南花园饭店，这是一家五星级涉外旅游酒店。“武汉人民给我们提供最好的住处，保质保量供应所有生活必需品，能做的都做了，我们很感谢。”封城之初，物流不是很顺畅，武汉的蔬菜供应曾出现暂时紧张，但医疗队的生活供应从未受到影响。

1月27日上午，医疗队稍事休整，下午开始培训，学习《国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方案》。

时任国家卫健委副主任王贺胜来到酒店慰问，并作了战前动员讲话。队员们得知，当天李克强总理也来到了武汉。晚上21:00，河北医疗队召开各小组组长会议，进一步强调工作纪律，并根据武汉市第七医院病房分区实际情况，对全体医疗队员重新进行分组，调整为普通救治1-3组、危急重症救治组和临床检验组等5个组。

“我们去的时候，七院门诊楼前的牌子上清晰地写着，床位已满。”1月28日8点，河北医疗队5个医疗组分别接管武汉市第七医院的3个病区和重症监护室，正式开展工作。

吴建朝所在的重症组61人，12名医生、48名护士、1位院感老师，“和七院医护人员的交接班过程不到半小时，非常紧张。当时他们主任已经因为感染歇了，15名护士倒下9人，中南的老师任临时主任，作指导。”

那时，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还不是收治新冠肺炎的定点医院，全武汉市定点医院也不算多，但非定点医院已经不再接诊。“后来定点逐渐扩大范围，武汉市大型三甲医院都改成定点，并建起14所方舱医院，这才控制住局面。”

武汉市第七医院1月21日成为首批定点医院。这是一家二级肝病医院，原计划用7天时间进行整改，把普通病人转到中南医院。然而，3天后这里就开始接诊——形势严峻、病人太多，开诊短短3小时，不到200张床位全部收满，门口还排着1000多人。吴建朝了解到，那段时间，七院每天门诊量能达到700到1000人，2个月急诊接诊18000人。

医疗资源匮乏、医务人员短缺、防护物资消耗特别巨大，这就是当时武汉七院的状况。河北医疗队入驻之后，继续对七院进行传染病区改造，一点一点争取仪器设备、药品、物资，逐步让这里恢复正常工作秩序。

“防护用品都是一次性的，绝对不能重复利用。最初那段时间，真是过了今天没明天。”吴建朝能做的，是反复跟大家强调，没有防护绝对不能进入病区、不能接触病人。“没几天，哈院（市人民医院）寄来一些物资，N95口罩、外科口罩、连花清瘟等，我们心里踏实多了。

当时衡水已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防护物资也变得紧张。市人民医院医护人员开始轮岗，一是为了减少接触，再就是节约物资。“家里也买不到口罩了，普通外科口罩都很少，大家都是省吃俭用给我们。”

1月30日11:00至31日凌晨6:00，河北医疗队分别到武汉天河机场、武昌火车站紧急接收河北省政协港澳委员和海外侨胞代表以及省内其他方面帮助协调的医疗防控物资，共接收防护服、防护口罩、体温计等25143件。

此后，来自方方面面的援助多起来，各种物资不断送达。吴建朝说，到了后期，武汉反而成了全国物资最不紧张的地方。  

武汉市第七医院重症监护室。 受访者供图

重症组的艰辛与危险

2月1日，河北医疗队与武汉市第七医院协调沟通，对医疗队员进行重新分组，各病区临床值守以河北队员为主，对重症监护室防控等条件进行改善，ICU床位数从12张增加到15张。

吴建朝说，最初人员紧张，重症组分为白班、夜班两个班次。白班早8点到下午5点，夜班从下午5点上到次日上午10点、11点。“晨起交班时间特别长。新入院病人基本情况、现有病人病情变化、需要调整的呼吸参数怎么处理等等，都要仔细交接，一个病人至少20分钟。重症和普通病房不一样，调整呼吸参数要看波形变化、病人生命体征状态，需要观察、等待，相当耗费时间。”

护士那边是四班倒，8点进病房，12点休息，中午不能离人，下午从12点到5点，再就是5点到凌晨1点、凌晨1点到早晨8点，每人所上班次并不固定，护士长统一调度安排。

河北医疗队员与武汉七院医护人员交接班。  受访者供图

尽管在市三院工作过，但吴建朝以前从没穿过防护服。他的第一个夜班在1月28日，下午5点进去，次日中午才出来。闷热、窒息，汗流浃背，满脸勒痕自不必说，“一个班下来头重脚轻的，只想找张床往那里一趴不动了，体力透支非常严重。在里面不能喝水、不能上厕所。”

第一次进隔离病房，吴建朝并没有感到恐惧，他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感觉自己很英勇，反而有一种兴奋之感。但随着时间推移，十来天后，有了一个恐惧的“点”。武汉七院部分值班医生出现疑似症状，“也有确诊的。”

得知消息，吴建朝他们开始担心自己是不是会被感染。“因为见过死亡病人，大家有种恐惧和无助感。唯一能做的，就是万一得了主动隔离，不要感染更多人。”

吴建朝再三跟衡水的队友们说，在任何情况下，首先保证自己的安全，“这样才能保证队友安全、患者安全。我们来是为了治病救人，要是连自己都保护不了，怎么去救助更多人？……那种压力、绝望，真的是常人难以想象。我们经历过，所以感触特别深，刻骨铭心。”

吴建朝出发时没跟家里说，父母后来看新闻才知道他去了武汉。“出现感染事件后，武汉七院院长、书记、ICU主任朱桂军，都发来短信，告诉大家前线很危险，万一有什么事情一定上报，他们要做到心里有数。同时要告诉家里人，一定要小心。”

衡水当时已有疫情。“特别是我们科室，急诊一直没有关过门，同事们也处于潜在的危险中。跟单位说一下是有必要的，是对家里负责。”吴建朝说，万幸，衡水14位同志没有一人感染。“一是防护到位，另外感觉有侥幸因素。”

发现问题要及时整改。“我们很快增加了院感老师，是唐山工人医院的，都叫她宁妈妈。她监督从我们进门到出门每一个穿脱防护服步骤，之前大家是互相监督。我们的工作区，半污染区、清洁区，全部进行彻底消毒，流程更加细化。”

消毒这项工作，宁老师带着大家亲力亲为，“她不止是单纯的院感老师作指示，而是以身作则，自己亲自去擦仪器的显示屏、桌面、台面。我们出来脱防护服，她要亲自盯着，哪个动作不合适、不合格，都要纠正。”

最初，武汉七院医护人员可以在生活区吃饭、洗澡，“因为前期说不能带着病毒回酒店”，吴建朝说，不久，气溶胶被确认为传播途径之一，而洗澡可能产生气溶胶，所以七院后来禁止医护人员在医院洗澡，“吃饭回酒店。只要见面、在公共场合都要戴口罩。唯一不戴口罩的地方就是自己睡觉的房间。强调手卫生，一定要勤洗手。”

整改前，武汉七院急诊采集样本，擦拭地面、门把手，床头、键盘等，有一些是核酸阳性。整改后，吴建朝他们采集样本时，全部是阴性。

有风险也要往前冲

吴建朝在患者床头   受访者供图

回想起来，吴建朝说，那时武汉七院ICU医护人员实在太少了，“总共才60多人，管15张病床……可能有人会不理解，觉得人不算少。但是按国家标准配备，一张ICU病床需要3名医生、6名护士。”这样算来，15张病床需要135名医护人员。

不仅人手不足，七院设备也相对落后，不要说ECMO，血滤机都没有，对于重症救治来说，这样的条件近乎“小米加步枪”。就在这种情况下，河北第一批医疗队取得了重症救治率武汉市第三名的成果，非常不易。

“大家流血流泪又流汗，都是拼过命的。”对医生来说，为新冠肺炎患者做气管插管非常危险。这时，病人气道开放，病毒会通过飞沫传播，保护不周的话有可能喷溅到医护人员颜面部。然而，吴建朝冒着被感染的风险，不止一次冲上去，没有丝毫犹豫。

“有时病人比较特殊，插管困难，给镇静药、肌松药，病人自主呼吸就没有了，血压维持不住。眼看心率掉到了30、40，很危险，必须争分夺秒。没有想自己的安全，真的没有想。”插管一般由麻醉科医生操作，那种特殊防护装备七院只有一套。吴建朝是主治医生，理论上不必亲自操作，但他说，危急时刻，任何一个医生都会拼力救治。

ICU病人的情况随时会发生各种变化。吴建朝说，有个40岁的病人，上午吃饭还能跟人交流，下午心跳就停了。“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有可能是爆发性心肌炎。”

武汉七院前期收治的危重型病人救治难度很大。“各项指标都是危急值，各脏器都衰竭，不单纯是呼吸衰竭，还有肾衰、心衰、血液系统疾病等。国外有的地方对病人进行选择性救治，但我们对所有病人都一视同仁，哪怕有一线希望也会全力以赴。”

在武汉55天，吴建朝他们只休息过3天。“三月初，河北省其他批次医疗队来七院支援，大家休整一下。那时真到了强弩之末。”最初，吴建朝下了班还有精力走一走，很快就被疲惫占据了身心，“回到酒店就是睡觉，一点都不想动。躺在床上就算睡不着也不想动……第一批队员们都是这样子。”有了更多支援后，七院情况改善，吴建朝的工作时长逐渐变成6小时，一天分成4个班，压力大大减轻。

河北省第一批医疗队刚到武汉时，执行的还是第一版诊疗方案。吴建朝说，在诊治过程中，重症组并不是完全按照当时版本方案执行，而是不断探索、尝试改进。“治疗，无论从任何角度来说，首先得保证病人活着。有些指标，前期我们已经在调整。武汉七院有ICU指南，跟后期第七版新冠肺炎诊疗方案类似度达到80%、90%。不光是我们，全国所有的重症人都在摸索前行，一点点改进对这种疾病的认知和应对。”

吴建朝说，经过及时发现、纠正、会诊，及时转入ICU，及早保护脏器功能，危重型病人死亡率逐渐减少，开始有拔管脱机的。

折点出现在2月中旬，七院ICU第一例病人拔管脱机。2月18日，病区实现出入院平衡，出现了11张空床。“虽然后期还是有死亡，但大多数情况下病人都逐渐康复，转入普通病房或其他医院。”吴建朝说，武汉七院结束定点医院使命时，ICU只剩下7个病人，有的转入武汉市肺科医院，有的转入其他定点医院。

3月14日，武汉七院进行终末消毒，河北省医疗队取得阶段性胜利。

最后收官的时刻，最高兴，也最累。吴建朝说，“大家都要盯守。因为没有确切消息告诉我们什么时候病人能转、转到哪个医院，所以需要备班。”

重型病人转院需要有医生跟随，有会插管的临床医生更为保险。“那天我跟着转了两个病人，结束时已经晚上10点，接下来凌晨1点有班，一直上到次日下午5点多。第二天还有病人转院，而且后边转的病人更重更危险，离不开人。”吴建朝说，这样高强度的工作，短时间可以支撑，长期也不行，过于透支体力。

重症组医生工作非常繁杂。吴建朝说，防护物资、病人处理，后期院感、规划排班及病人转归等，都是自己联系、自己解决。“医务工作者思虑性强，素质相对较高。我们能在短期内形成一股力量，也源于团队协作。包括后期治疗方案的完善，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队员们在一个雨天搬运各地捐赠的物资。吴建朝 摄

14人坚守8处阵地

与衡水其他批次的医疗队相比，第一批队伍相对分散，14人分别坚守8处阵地：在武汉市第七医院，吴建朝是重症组医生，李振兴、代金占、王艳磊是重症组护士，齐娜是一病区医生，谢爱静是四病区临时护士长，马冬雪、武威是四病区护士，田鹏在化验室，王瑞在病区、急诊都待过，谷俊丽、马春爽和郭文昊、陈静分别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综合二科、综合三科。

“平时我们接触不多。和代老师他们虽然同在重症组，但因为分班在不同时间段工作，很少有交集。”出发时，吴建朝和大部分队员不认识，他到衡水市人民医院工作只有1年，和田鹏、齐娜、谢爱静在不同科室，之前并不熟。但通过在武汉这段时间，大家都成了最亲近的人，“我们是战友，一起经历过生死。”

李振兴是老党员，七院重症护理组的一个组长，带领的队员号称“葫芦七娃”。吴建朝说，李振兴非常有朝气，干活儿挺拼，业务能力、沟通能力都很强。“他很会做心理工作，能够鼓舞人心，曾经拉着一位垂危患者的双手鼓励他，给了他生的希望。”这个感人至深的瞬间，曾被衡水日报社制作成抖音作品，点击量过千万。

代金占是第一批队员中年龄最大的，理论上不适合高强度的工作，应该分到普通病房，但当时ICU缺人，他主动请战。“前期在ICU外做一些后勤保障，后来实在没人，不得已让他进了病房。”吴建朝说，ICU护士非常辛苦，“有时我们年轻的都受不了。代老师特别敬业，我们需要配泵（补充药品）时，第一时间送到我们手里，非常及时。他好像眼睛不太好，加上有护目镜，有时配液都看不清，操作非常困难。他太不容易了。”休息时，代金占经常和年轻人一起去搬运物资，任劳任怨，从不叫苦。

王艳磊和吴建朝对过几次班，都是衡水人，感觉像亲兄弟一样。“他非常认真负责。当病人需要做俯卧位通气时，他第一时间过去。那是个力气活儿，需要五六个医护一起上手，把病人翻过身来。”吴建朝说，危重病人身上有各种管子，尿管、胃管、气管插管、导管……“特别是呼吸机管，还有一些血管用药的，走量很少，每小时只有几毫升，但这管道一旦堵了，有折弯，血压等生命体征立刻就不行了。所以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我们每个人都参与过这种操作，医生护士一起上。还有心肺复苏，不可能一个人完成。”

齐娜在一病区，最初和吴建朝一样是两班倒，工作量很大。那边也有危重型病人，但因为没有床位，住不进ICU。一次，有病人突发心脏骤停，齐娜当机立断抢救了27分钟，处理非常规范及时，“当时这个病人存活了，有了一线生的希望。这对很多人都是一种精神鼓舞，后期……这些病人都是危重症，她那边的设备、人力物力还不如我们，救治更不容易。”吴建朝说。

谢爱静是四病区临时护士长，来自市人民医院感染科。四病区48张床位，她的工作头绪很多，不只是医疗救治、护士排班，还有物资分配、管理药品器械等，“她要统筹整个病区的医疗物资，小到口罩、防护衣，都需要具体安排，发放到每个组、每个人，细节特别繁琐。此外她还要承担一部分医疗工作，特别是护理方面的。”吴建朝说，护士们来自不同医院，职业素养、工作经验不一，谢爱静要负责建章立制、规范流程，工作量非常大。

马冬雪和武威来自市三院，都是各自科室的业务骨干。她俩一直在四病区工作，刚去时8小时一个班，但很难正点下班。很多病人都是重症，没有家属陪伴，要用无创呼吸机，普通病房也是“小ICU”，从治疗到生活，都要护士负责照料，初期几乎每天都要面对死亡。

“一说就是家里几个人感染了，几个人去世了……2月初正是疫情暴发期，这样的事很多。七院去世最年轻的患者39岁，家里父母、老公，相继感染去世，当时想方设法把她安排进ICU，抢救了一个多月。我们在电脑上随时关注她的护理记录，后来忽然有一天看不到她的信息了，问重症组同事，才知道人没了……”武威身高1米65，防护服大号的少，很多时候她的脖子都伸不直。防护服密闭性不好，就用胶布弥补；鞋套不够，就用塑料袋、垃圾袋代替。这种情况下，她一个班次要滚二三十个氧气筒，每次都要走数十米甚至上百米的距离，“病人用氧量很大。有的小护士还没氧气筒高，太不方便了。这活儿我就多干些。”

武威在武汉市第七医院病区工作。 受访者供图 

第一批队员中有3个90后，王瑞、田鹏、马春爽。王瑞给吴建朝印象很深，“因为他办事特别认真、踏实。交待一件事，保证做得漂漂亮亮的。”吴建朝说，王瑞从病房转到急诊，门诊，后来又回到病房，在哪个岗位都干得很好。在急诊时，王瑞一个班次要照料70多个病人。离开武汉的前一天，他和武威一起宣誓入了党。

田鹏作为衡水支援湖北医疗队68人当中唯一一位检验师，被编入河北省医疗队检验组，岗位是武汉七院检验室（白班）和病房化验室（夜班），每次工作时长达10小时，工作区域有限、标本量却很大，高峰时一夜曾达二三百个。这是和病毒近距离直接接触的工作，危险性不言而喻。他坚守岗位，一丝不苟，把平时需要耗费30分钟的检测缩短到10分钟，为患者诊疗赢得宝贵时间，事迹受到省、市领导褒奖赞扬，后荣获“河北向上向善青年”称号。

在武汉时，王艳磊年逾九旬的爷爷去世了。吴建朝说，大家都为他难过，“市里曾让统计第一批队员家里有情况、有困难的上报，当时王艳磊说家里没什么事，爷爷病了，已经出院。没想到，这么严重……”得知消息，队员们纷纷打电话慰问，挤时间陪王艳磊散心聊天，非常关心。“在这样的时候，大家就是一个整体、一个大家庭，亲如兄弟姐妹。有困难一起帮，有难关一起过，有事情一起扛。咱们衡水人凝聚力特别强。”

“大家都很拼，也得到了领导同事的认可。”吴建朝总说，队长这方面的工作自己做得不够。以前他从未做过管理工作，只是普通医生，第一次当队长，感觉对大家帮助太少。其实，他做了很多，上传下达，告诉大家需要做什么，面对不同情况该怎样处理……到武汉的第二天，他就帮大家张罗买生活用品，尽量照顾。

在武威看来，吴建朝心很细，会想到很多大家想不到的事，“给人感觉‘没事，有他在呢’，让我们减少了很多压力和担心。”             

金银潭衡水四勇士  受访者供图

金银潭的日日夜夜

谷俊丽、马春爽、郭文昊、陈静是衡水市第一批支援湖北医疗队后备队员，被编入河北省第二批支援湖北医疗队。这支15人的队伍后来被命名为“河北重症护理支援队”，共护理新冠病人2459余人次，被授予“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一批备”4人，1月27日从石家庄出发，28日到达武汉，最初住在中南花园饭店。1月30日上午，接通知转战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驻地搬到了塔子湖附近的维也纳酒店。他们在武汉坚守50多天，3月20日撤离，3月19日上午才不上班。

武汉市金银潭医院被称为“疫情风暴眼”“一线中的一线”。这里收治的大部分是“一代病人”，病毒载量高，病情相对严重，很多人生活不能自理。河北医疗队最初开始工作时，几乎都是“两钟两夜”，更让人崩溃的是，一个班上会有两三个病人去世。

郭文昊是河北重症护理支援队副队长、河北第一批支援湖北医疗队检验组党支部纪检员。他和陈静在金银潭医院综合三科，白班时每人照顾4个病房16名病人，夜班看护5个病房20个病人。一个班下来，他全身湿透，自己能清晰地感觉到汗水流到鞋子里。

面对病人离世，郭文昊难以接受。传染病人所有的物品都要被处理掉，也没有亲人送别，有人最后只剩下一部散发着84消毒水气味的手机，成为郭文昊内心一道深深的刺痛。他曾去找心理医生，尝试各种方式化解，好不容易才让自己走了出来。

谷俊丽和马春爽所在的综合二科有56张病床，刚去时基本爆满，每个班上3名护士。

回想最初的忙碌，谷俊丽记忆犹新。“那时金银潭的隔离病房刚开始收病人，人手不够。我们上完白班上夜班，7点多坐班车去医院，如果接着上后夜的话，第二天得9点多才能回去，26、7个小时的工作时长，几乎一整天泡在医院里。病区50多个病人将近一半是病重的，病危的近四分之一、五分之一，也有部分轻症患者。真干不过来……”

“后夜太长了，晚上特别冷，而且病人很重，感觉很压抑。一个人不敢在里面待着，几乎班班都有去世的。”谷俊丽上第一个前夜班，连续去世2个病人。“殡仪馆来拉人，我们得收拾好。该拔的管、针都清理好，衣服穿好，用两层单子裹起来，喷消毒液……我的天，大半夜1点啊，我还是大的，1987年，一个本院护士是98年的小孩儿，再有一个90年的外援，就我们仨，处理两具尸体。”谷俊丽在武汉几乎没有睡过整觉，哪怕多么累，基本上两三个小时就会醒。这，也与过大的心理压力有关。

金银潭也有过物资短缺。一开始，队员们只戴了面屏，没有护目镜，不过很快就有了。谷俊丽说，她们要采咽拭子，只戴面屏不行。“没有护目镜操作时，尽量歪一点儿头。病人也很理解我们，尽可能忍，能不咳嗽绝对不会咳嗽。”

谷俊丽她们在医院几乎一整天不喝水。“不吃饭不行，穿上那身衣服在里面跑来跑去的，必须保持体力，所以只吃饭菜，不喝水和汤。回到酒店，渴得嗓子冒烟，经常是一瓶水就下去了。”

马春爽和谷俊丽都来自市二院，在前线彼此是个依靠，觉得特别亲。“一个人挺50多天，真的很难。”她俩什么时候都做个伴，上班基本上是你接我、我接你，关系一直特别好。过了一段时间，马春爽开始想家，她孩子还小，才两三岁。“其实我们都想家，没有长时间离开过孩子。说实话，来的时候都没有想到自己会全身而退。”谷俊丽劝马春爽时，想到自己11岁的儿子，会把自己劝哭。这时，郭文昊和陈静会尽力帮她俩开解，用轻松幽默的方式释放内心的压力。“到一起聊一下，烦恼很快就没了。”郭文昊说。

综合二科患者有位89岁的老人，刚住进来时精神还好，但生活不能自理。“天天又踹被子又挠衣服的，没少为他操心。”谷俊丽每天都要去看他，尿不湿有没有被拽掉，是不是被冻着，还要看他吃没吃饭，乖不乖，像照顾孩子一样。后来谷俊丽发现他精神头不如以前了，就过去问情况，“一开始也不理人，能喂他喝点水，吃一点饭，其实就是想家了。我们说，你必须吃东西喝水，增强抵抗力，积极配合治疗，很快能出院。”

终于有一天，老爷子主动开口了。“我89了”，就这么简单一句话，让谷俊丽觉得特别开心。

没多久，老人出院了。那天谷俊丽没上班，同事拍了照片。她见老人穿了一身红色法兰绒睡衣，挎着小包，坐在轮椅上。“看着他可开心了，精气神十足！”

谷俊丽有张照片是元宵节拍的，送患者出院。“那天我们科5个病人出院。正月十五是团圆的日子，特别有纪念意义，他们可以直接回家啦。”那时出院病人还是居家隔离，不久，改为社区隔离。

那是这个科室出院病人最多的一天。后来基本上每天都有出院的，少则一两个，多了三四个。谷俊丽没想到，定点医院清空那天，这里一下子来了20个病人，大忙特忙了一番。“再往后，收病人就少了。”

河北队15人小组和金银潭医院张定宇院长有一张合影。“我们工作近一个月时，有7天休整时间，要办一个交接。”谷俊丽说。

合影时，张定宇院长对大家说，“我特别感激你们，你们是在金银潭最最需要人的时候来支援我们的……”谷俊丽记得特别清楚，一月底那会儿金银潭正缺人，“所以最初我们排班才会那么紧。”

河北队15人小组和金银潭医院张定宇院长合影。 受访者供图

武汉成为记忆，一切回归日常

3月14日，随着最后一批新冠肺炎患者从病区转出，武汉市第七医院完成定点收治医疗任务。同时，也标志着在这里工作的河北医疗队圆满完成阶段性救治任务。

河北第一批支援湖北医疗队在武汉市第七医院持续工作48天，累计收治患者429人，其中重症患者119人，危重症患者78人，已治愈患者314人，累计检验核酸样本8144人份，全体医疗队员零感染。

武威对河北支援湖北医疗队第一批、第二批医疗队队长袁雅冬印象深刻，“她快60岁了。每天坚持去各个病区查房，特别和蔼可亲，我们每天在群里报体温，只要有高于37度的，不管几点，她都会亲自给这个队员打电话。问为什么发烧，有什么不舒服，问得特别仔细，跟妈妈一样。接下来几天，她都会关注。150人，她记人特别清楚。曾经在电梯里看到她问一个姐姐，你还发烧吗，这两天多少度？那个姐姐就说，你还记得我呀。”

武威还记得一件事。3月初部分队员在驻地餐厅集中过生日，袁雅冬给大家送去祝福，“她给一个90后小妹妹喂蛋糕，说很多开心的话，其实都是家常，让我们有了家的感觉，紧张的氛围变得特别温暖轻松。”

袁雅冬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大内科主任、呼吸与危重症内二科主任，全国呼吸领域的专家，也是衡水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崔朝勃的老师。

3月20日，河北省第一批支援湖北医疗队返程。在正定机场分离的时候，武威和一位沧州护士抱头痛哭，拉都拉不开。“在一起50多天，那个姐姐很照顾我，本来说好了笑着分手，可到了各上各的车的那一刻，就受不了了……”

回想在武汉那些日子，吴建朝说，大家对武汉感情太深了，这个城市值得一辈子怀念。“走的时候大家都很不舍，毕竟是自己拼过命的地方。”他在武汉很少和家里联系，怕家人担心，每次只是短短几句应付，说没事挺好的。“父母问，你在哪呢，我说在酒店呢，其实不一定。”

吴建朝觉得愧对孩子，没有用更多时间陪伴女儿。医生工作很忙，几乎没有节假日，吴建朝一年365天都在医院，每天上午查房。“特别是急诊重症，每个医生都有自己的病号。这是一个连续性的工作，把自己的工作推给别人，不能有效保证患者安全、医疗质量。过年，也就是大年三十下午回老家正定，初一上午7点就回衡水上班。”

此外，医生的学习任务还特别繁重。“各种培训、进修，需要不断更新理念……这次武汉之行还有种感受，就是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这个行业在不断进步，我们必须时刻跟上。”不光是吴建朝，即便是更高级别的专家们也会认为学无止境。“面对这种全新的疾病，我们的认知还是不够。”

“支援武汉，也是我们为国家尽了一份力，是一生中有意义的事情。”回到衡水，吴建朝说，会更好地塌下心来工作、生活，体验生活的美好。“这件事过去后，不会再把自己当作英雄，我们只是普通人，做了普通人应该做的事情。去武汉的4万多名医务工作者，绝大多数是普通人。疫情过后，都要回归平常、回归起点。我们庆幸自己全身而退，获得荣誉。有很多人默默无闻，一辈子埋头做事少有人知。 ”

武汉阻击战的胜利，让吴建朝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国家力量的强大。“有人说，全国最硬的鳞都集中到武汉了。武汉、湖北，之所以能够迅速扭转颓势，是我们的国家有组织有计划统筹布局、各方力量协同作战，也因为很多人在忘我奉献，上千万的武汉市民自觉隔离、自律自强……这些，都在彰显我们国家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我们有一种大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