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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水,我们的家园(郭华)
时间:2020-05-27 09:08   来源:衡水新闻网-衡水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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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华

“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在家乡衡水,这句话妇孺皆知。

可是,我们真的都是从山西洪洞大槐树来的吗?



 

“三月辛巳,与盛庸遇于夹河,谭渊战死。朱能、张武殊死斗,庸军少却。会日暮,各敛兵入营……是日复战,自辰至未,两军相胜负,东北风忽起,尘埃蔽天,燕兵大呼,乘风纵击,庸大败。走德州。”这是《明史本纪·成祖》记载的明朝建文三年春天,发生在武邑县夹河村旁的一场厮杀,史称“夹河之战”,是“靖难之役”中的重要一战。第一天燕军并无胜算,第二天两军相持之际,突然天气大变,东北风骤起,沙尘暴漫天,对面不辨人我。这时,朱棣亲率燕军骑兵乘顺风之势大呼冲杀。南军逆风作战,风沙迷眼,招架不住燕军攻势,只有丢盔弃甲,退守德州。

这里亲率骑兵上阵作战的朱棣,就是后来被称为永乐大帝的明成祖。但当时他还不是皇帝,只是明朝诸多藩王中的一个——燕王。他和其他藩王不同的是,其一,功高勋伟,深得朱元璋赏识;其二,雄才大略且又手握重兵。正是因为如此,侄子朱允炆即位称帝,他心里本来就不平衡。朱允炆登基之初即着手削藩,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叔侄冲突,更是促使燕王下决心造反。他以“清君侧”的名义发动了“靖难之役”,民间称之为“燕王扫北”。朱允炆自然不会将天下拱手相让,于是举朝廷之力发兵进剿。双方的主战场就在天津之南、济南之北,从真定(正定)到德州,沿当时的滹沱河两岸厮杀,拉锯一般打了三年多。衡水所属各县,当年俱在战场之中。

衡水一带历史上开垦较早,又是中国北方儒家思想的主要传承地之一,所以,人们的思想非常正统,一致认为南京的朱允炆才是真命天子,是“正根”,燕王是造反,是谋逆。于是,自发组织起来同燕军作对。除去坚壁清野,不让燕军得到粮食之外,还组成“连庄会”之类的民团,直接抵抗燕军。燕军自然毫不客气,大开杀戒。再加上燕军同朝廷军队的战斗殃及池鱼,每一城一地的争夺都导致大量百姓死伤,血流遍野。

四年“靖难之役”结束之后,衡水一带赤地千里,惨不忍睹。

然而,对于当时的衡水百姓来说,这并不是那个年代唯一的一次劫难。自从元朝占领中原之后,对汉族百姓残酷奴役,其结果是汉族百姓不断反抗。除去大规模的造反如红巾军起义之外,小规模的起义绵延不绝。再加上灾荒和瘟疫不间断地蹂躏着这片土地,元朝末年衡水大地就已经万户萧疏,满目疮痍。洪武元年(1368年)闰七月,明朝开国大将徐达攻克德州、景州等地,进入河北地界,举目望去“时兵革连年,通路皆榛塞,人烟断绝”。《元史》则写道:是时“燕赵齐鲁之境,大河内外,长淮南北,悉为丘墟”。

人烟断绝,悉为丘墟!

据雍正《阜城县志》和相关地名资料记载:明朝洪武初年,阜城全县仅存330户,不足2000人,分布在4个村庄。换句话说,阜城全县只剩下4个村庄还有人烟,加到一块儿不足2000人。

4个村庄是什么概念?地名普查资料证实,春秋战国时期,衡水的故城县境内有6个村庄,武强县境内有5个村庄。当时阜城即使不比故城、武强村庄更多,但也不会更少。可是,从秦、汉、南北朝、隋、唐、五代、北宋和元朝2400年,历经汉唐盛世、光武中兴、太平兴国等等辉煌时期的中原大地,人口数量居然退回到春秋战国。

不可否认,这种情况和阜城地处北京到南京的交通要道,容易遭受兵祸重创有关。但是,根源还在战争。如果没有战争,地处交通要道岂不是天大的生存和发展优势。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这句话我们都记得。但这句话前面还有一句:国虽大,好战必亡。历史反复告诉我们,切不可轻启战端。活在当下的人们,务请珍惜这和平的时光。

请注意,前面所说阜城县只剩4个村庄有幸存人口,这还是“燕王扫北”之前的洪武时期,经过你进我退,反复绞杀的“靖难之役”,中原大地更是人迹罕至。《枣强县志》上说“明洪武二十四年,全县居民7731人。至建文年间,因兵乱和瘟疫,在此基础上又大减,致使大多数村落绝了炊烟。”一个县本来只剩了7000多人,居然再次“大减”,哪里还会有炊烟升起。

“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此时的衡水一带,已经不能用十室九空形容,基本上是十室十空。饶阳县有个耿口村,该村旧名景尚口。“靖难之役”时,杀得全村只剩下姓耿的一家,被迫迁到滹沱河渡口,故改名耿尚口,后简称耿口。全村只剩下一家,固然凄惨,还有只剩下一个人的村子。景县有个王明在,永乐之前叫王小安家庄。当时全村只有王明一个人因为外出,逃过了“靖难之役”的杀戮。灾难过后,幸存的人们相互打听哪个村子还有人在,说到王小安家庄时,人们说:那个村子王明还在。于是,村子便叫成了王明在。侥幸逃脱一个人,延续了一个村庄。更多的村子,一个人都没有活下来。武强县永乐之前有个村子名叫“封家寨”,“靖难之役”中全村被杀光。永乐二年黄姓人家从山西洪洞迁到此处,村名改为黄家屯。从此“封家寨”便和世世代代与它悲喜与共的村民们一起,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中,连一滴眼泪都没有留下。

当时故城、景县、阜城均属于河间府。“出得河间郡,郊原久废耕。狐妖冲马立,狡兔傍人行。丛棘钩衣破,枯杨卧道横。萧条人迹少,州县俱存名。”这是明朝洪武年间曾任青州同知的白范写的诗,属于明朝初年的同期声:土地早已荒废了,狐狸见了人不仅不跑,反而冲马而立,兔子更是傍着行人走。遍地的荆棘把衣服都挂破了,不知什么时候枯死的树木横卧在路上,无人搬动。人烟如此稀少,州、县也是徒有其名了。一个县不到两千人,还算什么县!

怎么办?布衣出身的皇帝朱元璋深知:“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

于是,向中原地区移民。



 

山西洪洞县城北贾村西侧,有一棵古老的大槐树。每年的旅游季节,游人如织。这就是衡水人口口相传、念念不忘的“故乡”——山西洪洞大槐树。

据《洪洞县志》记载,明朝时洪洞有一座广济寺,规模宏大,殿宇巍峨。唐宋以后建有驿站,房舍宽大。山门左侧有一棵“树身数围,荫遮数亩”古槐,驿道就从树荫下通过。因为临近汾河滩,河滩上的老鸹便在槐树上建巢垒窝。明初移民时,在广济寺“设局驻员”,编排队伍,发放“凭照川资”,大槐树下就成了移民的集散之地。不论来自哪州哪县,只有在大槐树下登记注册并领了凭证,才是朝廷认可的移民。

“十八岁大姐三岁郎,朝朝醒来尿了床。问姐为何不改嫁,问姐为何恁荒唐,何不同我去逃荒。”这是地方志书中记录的古代情歌。它从一个侧面说明,那个年代对于普通百姓来说,逃荒是一种生活方式,是家常便饭。但是,这一次大槐树下的出发,不同于寻常逃荒,是一次一去不复返的别离。移民行将告别故土之际,凝望高大的槐树,树上的老鸹发出一声声哀鸣,此情此景,令移民潸然泪下。

依照《明实录》的说法,移民活动大多在晚秋进行。而晚秋时节槐叶已经凋落,老鸹窝显得格外醒目。移民们走一步一回头,渐渐地驿馆看不见了、广济寺看不见了,最后只能看见大槐树上的老鸹窝,大槐树和老鸹窝便成了移民永远的记忆。

这些移民去了哪儿呢?

冀、鲁、豫、苏、皖等省都有,而衡水所属各县,是当时接收山西移民的重点地区之一。《武邑县地名资料汇编》提供的资料说明,全县590个自然村,340个曾于明代从山西移民,其中多数是永乐年间自洪洞迁来。而武强县的相关资料证实,全县238个村庄,建村的时间分别为:春秋战国5个、汉代6个、隋代3个、唐代2个、五代8个、宋代15个、元代9个、明代184个、清代6个,明代移民的比例一目了然。

为什么从山西移民呢?由于那里四周都是群山峻岭,易守难攻。躲过了元代以来的多次战乱。再加上那些年山西风调雨顺,百姓丰衣足食,中原一带的人也纷纷逃往那里。如此一来,与中原“地宽人稀”相比,山西倒是“人满为患”了。《明太祖实录》记载:明洪武十三年(1381年)全国总人口为59873305人,而山西人口达4103450人。

明初移民有两次浪潮,第一次洪武年间就开始了,“靖难之役”使之中断,永乐大帝即位之后重启移民,从永乐二年(1404年)持续到永乐十五年(1417年)。对于永乐十五年的移民,《冀州志》是这样说的:“永乐十五年五月,徙山西、平阳、蔚州等州县民,以本处地硗且窄,岁屡不登,衣食不给,乞分丁于冀州、南宫等宽阔之处,占籍为民,拨田安业之。”这时的山西已经由丰衣足食变为“衣食不给”。但不论如何变化,当时山西人多,这是必须的。

这些山西人来到衡水,一部分融入到衡水土著人的村子,多数的是重新建村。当时朝廷给了足够的政策,比如可以大面积占有土地,而且不用纳税。衡水所属各县的地方志书对于明初移民记载非常简单,但“开垦闲田,永不起科”却口径一致。

移民多在晚秋进行,这应当是有道理的,让农民收割了当年的庄稼再启程。但是当庄稼收割完毕,大槐树树叶落尽的时候,已经是初冬季节了,华北地区早已寒气袭人。拖家带口的移民们餐风露宿,艰难地向目的地行走着,其凄苦的情景可想而知。

其中相当一部分移民,还会在行进途中再一次经受亲人别离的痛苦,因为许多父子、兄弟并不是迁移到同一个村、同一个县、甚至同一个省。笔者的祖上当年即是从山西迁来,因为属于寒门小户,从未修过家谱。但代代相传,离开洪洞县时,是老母亲带着兄弟五个出来的。走到我们家乡,五兄弟中最小的一个先留下了。作为母亲,自然最心疼年幼的儿子,所以母亲也留下了。其他兄弟四个继续朝着东南方向走,据说最后有三个到了山东。因为母亲留在了这里,所以我们家的祖坟上有个“老娘坟”。每当站在老娘坟前,我脑海里便浮现出母子分别时的情景:小儿子牵着娘的衣襟,四个哥哥直挺挺地跪在娘的面前,和娘告别。虽然决定留下照顾小儿子,但哪个儿子都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哇,这一去或许就是永别。老娘用颤抖的手挨个扶起儿子,想要叮嘱他们几句话,话未出口,早已泪流满面……

我敢说当时的真情实景一定更加撕心裂肺。

问题在于,即使到达目的地之后,也不是苦难历程的结束。在荒草遍地、荆棘丛生的原野上,白天四顾无人,夜晚鬼火磷磷,建起一个避风遮雨的家,谈何容易!

少数人即使住进了那些人口灭绝的村子,但面对着随处可见的尸骸白骨,面对着一处处空无一人的房屋,面对着不仅没有人声、连鸡叫狗咬的声音都没有、寂静得让人后背发凉的空旷村落,不仅需要决心,还需要胆量。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明初移民是正确的,必要的。但是,当年置身其中的先民们所经历的艰难,是今人难以想象的。

好在,我们的先人无惧艰难。他们在衡水这片土地上扎下根来,垦荒种田,建起村庄,而且给一个个村庄起了名字:比如故城县有个房庄,系明初房姓人家从山西迁到此处而得名。这种以迁居者姓氏命名的村庄最多。还有以所在地风物特产、地标性建筑命名的。比如武强县台南村,张、于两家从山西迁来时,当地有个古时候的烽火台,而他们新建的村庄在烽火台之南。景县有个曹留烟村。明初战乱之后,此地所有村庄皆毁于兵灾,唯有一座古寺尚存,留有烟火,被称为古留烟寺。山西移民曹氏迁此建村,借用寺名起了村名。还有的沿用了原来的村名。比如故城县有个杏基村。此地历史上杏树繁多,号称十里杏基。山西移民迁来后,依照原名简称杏基。

很难猜测当年为村庄命名的时候,我们的先人是反复斟酌,还是信手拈来。但不管是何情况,这些村庄包括它们的名字,一起构成了我们的故乡、我们的家园,承载着我们的乡愁。



 

其实,我们并不都是从山西迁移来的。

明朝初年,这场由两代皇帝亲自发动的移民运动波及全国。大概因为“靖难之役”在相当程度上冲销了洪武移民的成果,永乐初年的再度移民给后人留下了最为深刻的记忆。

在移民中,数量仅次于山西的应当是山东。洪武时期即有大量山东移民来到河北,但其中的相当部分“靖难之役”时被屠杀了,或又逃回原籍了。但多数逃走的移民永乐时又回来了。《冀州志》中说:“永乐二年开始大规模移民,多由山西、山东迁入,土著甚少。”《明太宗实录》记载:“永乐七年六月,山东安丘县民邢义等言:本邑人稠地隘,无以自给,愿于冀州枣强占籍为民。从之,乃命户部徙青州诸郡民之无业者居冀州,凡徙八百余户。”以今天的视野来看,800余户不过冀中平原上一个较大的村庄。但是,如果看了康熙版《冀州志》中的史料,到永乐中期整个冀州才有2209户人家,就知道永乐七年一次从山东青州迁来800余户,是多么重大的移民举措。

明、清以来,景县形成了四大望族,即城南枣林村的张家、城北孙镇的李家、城东马庄的马家、城西西路古庄的曹家。这四大望族都是明朝移民,其中枣林张氏和孙镇李氏都是从山东寿光迁来。

位于冀中平原的深州、武强、饶阳、安平一带,来自山东的移民可能比东部地区要少,但也有相当比例。《深县地名资料汇编》中说,明代有258个村庄自山西移民,另有40个村庄自山东移民。

除去山西、山东的移民之外,永乐年间还曾经大规模由南方向北方移民,“永乐二年,成祖将迁都燕京,徙江浙以北九省富民实京畿”。迁江南大户以实京畿,作为明成祖的重大决策,不同于一般的“动员移民”,带有强制性,因此贯彻得雷厉风行。我们阜城县的女婿、一代文宗纪晓岚的祖上,就是在这一决策的背景下,由应天府(南京)上元县迁至河北献县的。衡水所属各县也都接纳了一批这样的大户。《深州风土记》中慨叹:“州属(武强、饶阳、安平)望族大氏迁之永乐者多,金元以前千年旧族,今存者稀矣。”

在漫长的移民过程中,最终落户于衡水一带的,几乎来自于全国各地。饶阳县孔店村《孔氏族谱》载明,永乐二年孔氏由浙江温州迁来饶阳。故城县西高才村《张氏族谱》载明,永乐二年张氏由淮安府山阳县迁至故城。阜城县档案馆收藏有该县东、西多庄民国初年续修的《多氏族谱》,多氏先祖原籍陕西西安府渭南县,永乐七年迁来阜城县建桥村。

武强县政协编写的《千年沧桑话武强》一书中做过统计:在明代移民村庄中,大王庄、大刘庄等四个村庄系京东三河县移民所建,彭刘庄系密云县移民所建,朱家庄系山东潍县移民所建,李家城系山东寿光移民所建,郭家院系河南新乡移民所建,吉家屯系陕西咸宁县移民所建……

即使来自山西的移民,也并非全部来自洪洞县,而是来自太原、平阳、泽州、潞州、辽州、沁州、汾阳等山西各地。作为移民的中转地,洪洞大槐树只是我们先人刻骨铭心的最后一瞥所留下的记忆。

有意思的是,讲到移民,总是讲我们是哪儿来的,很少提到我们的家乡向其他地区的移民。须知道在不断接受外来移民的同时,我们也在不断地向外移民。向外移民的原因首先是战乱。比如东晋末年“八王之乱”引起的动乱祸及全国,地处中原的衡水一带更是重灾区。百姓纷纷向相对安定的地区逃亡,外逃百姓集中的地区甚至侨置了百姓原籍的地方政府。南北朝时期南朝的刘宋朝廷就在山东省邹平县的长山镇,设置了武强县,管理逃亡到当地的武强百姓。战乱结束,社会安定之后,这些外逃的人一部分回来了,一部分则永久地留在了当地。其次是为了发展经济。北魏王朝统一北方之后,曾经多次从冀州征召百姓,迁往山西代州等地,传播中原地区先进的耕作技术,并把这种迁移称为“乐迁”。

衡水地区影响最大的外迁移民,也是在明朝,以枣强为主要出发地,移民山东。

山东滨州市政协编写的《滨州故事》一书中说,滨州市滨城区有枣强县移民村落443个,阳信县有枣强、武邑移民村落436个,博兴县有枣强移民村落272个,惠民县的枣强移民村落更是多达1056个。有学者估算,明朝由枣强一带迁往山东的移民多达35万人。

一方面是本地“大多数村庄绝了炊烟”,一方面又大量向外地移民,这确实有悖常理。人是从哪儿来的呢?一说明代在枣强设立了类似洪洞县大槐树下那样的中转机构;一说迁移到枣强一带的移民,因种种原因二次移民;还有一说是洪武时期的移民,因为“靖难之役”逃回原籍,但因朝廷规定外迁移民一律不得再回原籍,所以这部分人在永乐移民时仍旧冒称枣强籍。孰是孰非,是史学家们的事,我们只知道身在山东这些枣强移民,乐于承认自己的祖先是枣强人,乐于来枣强认祖寻宗,乐于承认家族中那些传统的技艺是从枣强带来的,并且像我们自称“问我家乡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一样,他们也有两句话:要问祖上在哪边,本是直隶枣强县。

著名学者葛剑雄教授说过:“没有移民就没有中华民族,就没有中国疆域,就没有中国文化,就没有中国历史。”回顾迁入迁出的移民史,回望坎坷漫长的移民路,我们至少可以说,没有移民就没有衡水,就没有我们魂牵梦绕的家园。



 

你能够搜索出来的所有描述断壁残垣、荒芜凋敝的词汇,都不足以形容永乐二年前后,衡水一带的景象。如果说这种景象是人祸造成的,那么,还有无情的天灾接踵而至。永乐五年(1407年)六月“漳河大水冲毁衡水县城,淹没人畜不可胜计”;永乐十年(1412年)“大雨连绵,平地水深丈余,深州城被洪水冲毁,州治迁至今县城”;永乐十三年(1415年)“淫雨河溢,水势汹涌,衡水县城遭水淹,县城迁至今址。冀州知州杨益权徙州治于城南十里”。也就是说,移民们刚刚放下行李,洪水便咆哮着接连袭来。

谁能写出当年移民的艰难与无奈!

洪武年间有句话,说的是中原大地的荒芜:有田无人种,有路无人走。那么,到了永乐初年是想走也没有路了。

然而,我们的先人硬是在没有路的荒原上重新走出了路。

他们从各自的故乡带来了形形色色的技艺。武强县的铁匠庄,即是移民中铁匠建立的村子。估计他们在漫长的移民路上,也一直没有丢掉自己的家什,一旦安顿下来,便重操旧业,废墟上又有了通红的炉火和叮叮当当的锻铁声。当年,那肯定是最动听的乐曲。饶阳县有个村庄叫园子,永乐二年迁来耿、王、刘三家在此居住,因为距离县城较近,他们便以种菜为生。昔日荒草及腰、虫蛇遍地,如今又种出了水灵灵的蔬菜,不论对于移民还是原住民来说,那新鲜的蔬菜都意味着生机的重现和生活的重启。还有那些以豆腐坊、簸箕厂、油家店命名的村子,无一不诉说着先人们来到新的家园后,所经营的产业。

永乐二年,河南新乡县张狗村的王明善孤身一人迁来景县王家辛店。他举目无亲,一文不名,“佣工营生”。但他勤奋自强,善于操持。不仅成家立业,逐步过上了殷实富足的日子,而且子孙人丁兴旺、读书有成。

中国人能吃苦,不畏难,勇于创业的精神,被那一代移民发挥到极致。

遗憾的是,地方志书上对于移民艰苦创业的情景,罕有记载。只能从某些数字的变化,推断经济发展的大致情况。嘉靖《河间府志》说,到嘉靖时期阜城县已经有2098户,17247人,种植桑树4840株,全县耕地面积168293亩。这和洪武年间不足2000人的凄凉景象相比,已经有个县的样子了。而这其中的每一点变化,都叠印着移民披荆斩棘、历尽艰辛的足迹。

移民的到来,带来了当地传统的民间艺术。通过与迁入地的匠人相互交流借鉴,使地方特色产业出现飞跃。武强年画不仅是武强的一张名片,也是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瑰宝。历史上武强年画从质到量的一次提升,就是因为山西移民的到来。武强《范氏族谱》记载,明朝永乐二年范氏自山西洪洞县迁至武强,最后定居在县城南关。始祖范应龙“经画务”,不仅是技艺高超的画师,还善于经营。他与南关当地的画业艺人悉心切磋,并创办了既画又卖的“兴隆画店”。到清朝康熙年间,传至第十一代孙范巍时,兴隆画店已经成为武强年画业的佼佼者。范巍终老之后,两个儿子各立门户,分为“东大兴”、“西大兴”两家。直至清末民初,两家画店都十分兴旺。对于武强年画到底起源于何时,众说不一。但对于因为明初移民,一批山西画师的到来促进了武强年画业的大发展,则从无分歧。更为典型的是武强的石刻行业。《深州风土记》专门提到了武强的石刻艺人。但是,武强石刻艺人虽然技艺高超,人数却不多,难以形成产业。永乐年间,从“山多石匠多”的山西,大量移民武强,新老艺人结合,武强的石刻艺术大踏步跨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成为武强民间可以和年画媲美的一大产业,历经五六百年兴盛不衰。新中国成立前夕,一次就有80名武强石刻艺人参加了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设。

移民的到来,带来了各地文化、教育的优良传统,与迁入地融合之后,成为明显的发展优势。教育事业重现生机,毁坏的各类学校得以重建,村村社社书声琅琅。据《故城探源》一书中叶景涛先生考证,从有故城县建制到明代之前,当时的故城没有出过进士,而有明一朝故城出了19名进士。其中包括因写下“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而闻名于世的明朝著名文学家、一代铮臣马中锡;生前即被誉为河间才子的孙绪,《四库全书总目》称其著作《无用闲谈》“多深切著明之语,论文论诗,亦各有确见”。马中锡系明朝成化十年顺天府乡试解元,孙绪则是弘治十二年会试会元,他们都是明朝移民的后人。

景县望族“枣林张”自永乐二年由山东寿光迁至景县后,明清两朝进士、举人、贡生、监生近300人。至为可贵的是他们始终注重诗书传家、立德立言。其八世张文熙官至太仆寺正卿,后辞官回乡,在枣林村外建起一座宅院,陈列经史图籍,整日阅读吟诵。其十五世张畇,官至通奉大夫。他收集了家族自八世到十五世48位后裔的诗作756首,镌刻成书,被收录于《清代家集丛刊》。对于家乡形成浓厚的读书氛围,产生深刻影响。

漫漫移民路,深深故乡情。

山西洪洞大槐树只是我们祖先走来的地方之一,我们来自大江南北,太行西东。

这不是一篇学术文章,不是就衡水的移民历史给出什么结论,只是想和今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乡亲们说两句话:

我们的祖先是从四面八方走到一起的,我们的地方文化中充满了与生俱来的包容,我们的血脉早已融合。追根溯源,不论我们来自哪里,今天我们都是衡水人,衡水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当年我们的祖先迁来衡水时,不论是被迫的还是自愿的,他们栉风沐雨,吃的苦难以想象;他们白手起家,受的累难以想象。一镐一锹地开荒,一砖一木地垒屋。多少人、多少代、多少血汗的付出,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家,我们一定要珍惜自己的家园,把它建设得更加美好。

(转自《长城》文学期刊2020年第3期)

 
(责任编辑:丹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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