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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割错了肾的梁启超是如何处理医患关系的
时间:2020-02-20 10:21   来源:衡水新闻网—衡水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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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割错了肾的梁启超是如何处理医患关系的

 


 

姜文导演的《邪不压正》

 

 

姜文导演的《邪不压正》中,彭于晏饰演的李天然在入职协和医院时,由院长带领对着一颗肾念诵《希波克拉底誓言》。院长解释,这是一颗被切错的肾,来自一位北平名士。

这位北平名士就是梁启超。1926年,53岁的梁启超因尿血症入住北京协和医院治疗。经过前期透视诊断,西医发现梁启超的右肾有一些黑点,决定要为梁启超进行手术切除。

手术进行得很顺利,然而术后的梁启超依然有尿血症,而且仿佛比以前更加严重了。最终导致梁启超英年早逝。

梁启超去世后,舆论一开始只是说协和治疗不力,误诊了。而《梁思成与林徽因》的作者费慰梅在书中说:“1971年,梁思成因病住进协和医院,从自己医生口中得知了当年父亲去世的真相。”书中写道:“梁启超被推进手术室之后,值班护士在其肚皮上标错了地方,接着执刀医师刘瑞恒(院长)没有仔细核对一下挂在手术台旁边X光片,进行了手术切除了那健康的肾。”

面对这次“误诊”,梁启超生前曾很大度地发表了《我的病与协和医院》的文章,公开支持西医科学,并点明错不在协和医院,还说:“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文章的具体内容如下:

近来因为我的病,成了医学界小小的一个问题。北京社会最流行的读物——《现代评论》《晨报副刊》关于这件事,都有所论列。我想,我自己有说几句的必要!一来,许多的亲友们,不知道手术后我的病态何如,都很担心,我应该借这个机会报告一下。二来,怕社会上对于协和惹起误会,我应该凭我良心为之辩护。三来,怕社会上或者因为这件事对于医学或其他科学生出不良的反动观念。应该把我的感想和主张顺带说一说:我的便血病已经一年多了。因为又不痛又不痒身体没有一点感觉衰弱;精神没有一点感觉颓败;所以我简直不把他当做一回事。去年下半年,也算得我全生涯中工作最努力时间中之一。六个月内,著作约十余万言;每星期讲演时间平均八点钟内外;本来未免太过了。到阳历年底,拿小便给清华校医一验,说是含有血质百分之七十,我才有一点着急,找德国、日本各医生看,吃了一个多月的药,打了许多的针,一点不见效验。后来各医生说:“小便不含有毒菌,当然不是淋症之类。那么,只有三种病源:一是尿石,二是结核,三是肿疡物。肿疡又有两种:一是善性的——赘瘤之类;二是恶性的——癌病。但既不痛,必非尿石;既不发热,必非结核;剩下只有肿疡这一途。但非住医院用折光镜检查之后,不能断定。”因此入德国医院住了半个月。检查过三次,因为器械不甚精良,检查不出来,我便退院了。

我对于我自己的体子,向来是很恃强的。但是,听见一个“癌”字,便惊心动魄。这个病与体质之强弱无关,他一来便是要命!我想,总要彻底检查;不是他,最好;若是他,我想把他割了过后,趁他未再发以前,屏弃百事,收缩范围,完成我这部《中国文化史》的工作。

进协和后,仔细检查:第一回,用折光镜试验尿管,无病;试验膀胱,无病;试验肾脏,左肾分泌出来,其清如水;右肾却分泌鲜血。第二回,用一种药注射,医生说:“若分泌功能良好,经五分钟那药便随小便而出。”注射进去,左肾果然五分钟便分泌了。右肾却迟之又久。第三回,用X光线照见右肾里头有一个黑点,那黑点当然该是肿疡物。这种检查都是我自己亲眼看得很明白的;所以医生和我都认定“罪人斯得”,毫无疑义了。至于这右肾的黑点是什么东西?医生说:“非割开后不能预断;但以理推之,大约是善性的瘤,不是恶性的癌。虽一时不割未尝不可,但非割不能断根。”

割的时候,我上了迷药,当然不知道情形。后来才晓得割下来的右肾并未有肿疡物。但是割后一个礼拜内,觉得便血全清了。我们当然很高兴。后来据医生说:“那一个礼拜内并未全清,不过肉眼看不出有血罢了。”一个礼拜后,自己也看见颜色并没有十分清楚。后来便转到内科。内科医生几番再诊查的结果,说是“一种无理由的出血,与身体绝无妨害;不过血管稍带硬性,食些药把他变软就好了”。——这是在协和三十五天内所经过的情形。

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以前的确好了许多。从前每次小便都有血,现在不过隔几天偶然一见。从前红得可怕,现在虽偶发的时候,颜色也很淡。我自己细细地试验,大概走路稍多,或睡眠不足,便一定带血。只要静养,便与常人无异。想我若是真能抛弃百事绝对的休息,三两个月后,应该完全复原。虽然经过很重大的手术,因为医生的技术精良,我的体子本来强壮,割治后十天,精神已经如常,现在越发健实了。敬告相爱的亲友们,千万不必为我忧虑。

右肾是否一定该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但是那三次诊断的时候,我不过受局部迷药,神志依然清楚;所以诊查的结果,我是逐层逐层看得很明白的。据那时候的看法,罪在右肾,断无可疑。后来回想,或者他“罪不至死”或者“罚不当其罪”也未可知,当时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专门家,很难知道。但是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是冤枉。

“无理由的出血”这句话,本来有点非科学的。但是我病了一年多,精神如故,大概“与身体无妨害”这句话是靠得住了。理由呢,据近来我自己的实验,大概心身的劳动,总和这个病有些关系。或者这便是“无理由的理由”。

协和这回对于我的病,实在很用心。各位医生经过多次讨论,异常郑重。住院期间,对于我十二分恳切。我真是出于至诚地感谢他们。协和组织完善,研究精神及方法,都是最进步的,他对于我们中国医学的前途,负有极大的责任和希望。我住院一个多月,令我十分感动,我希望我们言论界对于协和常常取奖进的态度,不可取摧残的态度。

科学呢,本来是无涯的。牛顿临死的时候说,他所得的智识,不过像小孩子在海边拾几个蚌壳一般。海上的“宗庙之美,百官之富”,还没有看到万分之一。这话真是对。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 (凤凰)

(责任编辑:w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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